我们必须在哈尔滨住上几天,置办长途旅行在火车上吃的东西。这在当时几乎是人人都必须照办的。
这是我第一次到哈尔滨来。第一个印象是,这座城市很有趣。楼房高耸,街道宽敞,到处都能看到俄国人,所谓白俄,都是十月革命后从苏联逃出来的。其中有贵族,也有平民;生活有的好,有的坏,差别相当大。我久闻白俄大名,现在才在哈尔滨见到。心里觉得非常有趣。
我们先找了一家小客店住下,让自己紧张的精神松弛一下。在车站时,除了那位穿长筒马靴的"朝鲜人"给我的刺激以外,还有我们同行的一位敦福堂先生。此公是学心理学的,但是他的心理却实在难以理解。就要领取行李离车站,他忽然发现,他托运行李的收据丢了,行李无法领出。我们全体同学六人都心急如焚,于是找管理员,找站长,最后用六个人所有的证件,证明此公确实不想冒领行李,问题才得到解决。到了旅店,我们的余悸未退,精神依然亢奋。然而敦公向口袋里一伸手,行李托运票赫然具在。我们真是啼笑皆非,敦公却怡然自得。今后在半个多月的长途旅行中,这种局面重复了几次。我因此得出了一个结论;此公凡是能丢的东西一定要丢一次,最后总是化险为夷,逢凶化吉。关于这样的事情,下面就不再谈了。
在客店办理手续时,柜台旁边坐着一个赶马车的白俄小男孩,年纪不超过十五六岁。我对他一下子发生了兴趣,问了他几句话,他翻了翻眼,指着柜台上那位戴着老花眼镜、满嘴胶东话的老人说:
"我跟他明白,跟你不明白。"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一笑置之。
在哈尔滨山东人很多,大到百货公司的老板,小到街上的小贩,几乎无一不是山东人。他们大都能讲一点洋泾浜俄语,他们跟白俄能明白。这里因为白俄极多,俄语相当流行,因而产生了一些俄语译音字,比如把面包叫做"裂巴"等等。中国人嘴里的俄语,一般都不讲究语法完全正确,音调十分地道,只要对方"明白",目的就算达到了。我忽然想到,人与人之间的交际离不开语言;同外国人之间的交际离不开外国语言。然而语言这玩意儿也真奇怪。一个人要想精通本国语和外国语,必须付出极大的劳动;穷一生之精力,也未必真通。可是要想达到一般交际的目的,又似乎非常简单。洋泾浜姑无论矣。有时只会一两个外国词儿,也能行动自如。一位国民党政府驻意大利的大使,只会意大利文"这个"一个单词儿,也能指挥意大利仆人。比如窗子开着,他口念"这个",用手一指窗子,仆人立即把窗子关上。反之,如果窗子是关着的,这位大使阁下一声"这个",仆人立即把窗子打开。窗子无非是开与关,决无第三种可能。一声"这个",圆通无碍,超过佛法百倍矣。
话扯得太远了,还是回来谈哈尔滨。
我们在旅店里休息了以后,走到大街上去置办火车上的食品。这件事办起来一点也不费事。大街上有许多白俄开的铺子,你只要走进去,说明来意,立刻就能买到一大篮子装好的食品。主体是几个重约七八斤的大"裂巴",辅之以一两个几乎同粗大的香肠,再加上几斤干奶酪和黄油,另外再配上几个罐头,共约四五十斤重,足供西伯利亚火车上约摸八九天之用。原来火车上本来是有餐车的。可是据过去的经验餐车上的食品异常贵,而且只收美元。其指导思想是清楚的。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外国人一般被视为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只要有机会,就必须与之"斗争"。餐费昂贵无非是斗争的方式。可惜我们这些"资产阶...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