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威风。右手托着一个大盘子,里面摆满新出锅的炸牛排,肉香四溢,透人鼻官,确实有极大的诱惑力,让人馋涎欲滴。但是,一问价钱,却吓人一跳;每块三美元。我们这个车厢里,没有一个人肯出三美元一快朵颐的。这位女"大将军",托着盘子,走了一趟,又原盘托回。她是不是鄙视我们这些外国资产阶级呢?她是不是会在心里想:你们这些人个个赛过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吝啬鬼夏洛克呢?我不知道。这一阵香风过后,我们的肚子确已饿了,赶快拿出篮子,大啃其"裂巴"。
我们吃的问题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你想了解俄国人怎样吃饭吗?他们同我们完全不一样,这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决不会从中国的哈尔滨带一篮子食品来,而是就地取材。我在上面提到过,我们中国学生的两间车厢里,有两个铺位不属于我们,而是经常换人。有一天进来了一个红军军官,我们不懂苏联军官的肩章,不知道他是什么爵位。可是他颇为和蔼可亲,一走进车厢,用蓝色的眼睛环视了一下,笑着点了点头。我们也报之以微笑,但是跟他"不明白",只能打手势来说话。他从怀里拿出来了一个身份证之类的小本子,里面有他的相片,他打着手势告诉我们,如果把这个证丢了,他用右手在自己脖子上作杀头状,那就是要杀头的。这个小本子神通广大。每到一个大站,他就拿着它走下车去,到什么地方领到一份"裂巴",还有奶油、奶酪、香肠之类的东西,走回车厢,大嚼一顿。红军的供给制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车上的吃喝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谈到拉撒,却成了天大的问题。一节列车住着四五十口子人,却只有两间厕所。经常是人满为患。我每天往往是很早就起来排队。有时候自己觉得已经够早了,但是推门一看,却已有人排成了长龙。赶紧加入队伍中,望眼欲穿地看着前面。你想一个人刷牙洗脸,再加上大小便,会用多少时间呀。如果再碰上一个患便秘的人,情况就会更加严重。自己肚子里的那些东西蠢蠢欲动,前面的队伍却不见缩短,这是什么滋味,一想就可以知道了。
但是,车上的生活也不全是困难,也有愉快的一面。我们六个中国学生一般都是挤坐在一间车厢里。虽然在清华大学时都是同学,但因行当不同,接触并不多。此时却被迫聚在一起,几乎都成推心置腹的朋友。我们闲坐无聊,便上天下地,胡侃一通。我们都是二十三四岁的大孩子,阅世未深,每个人眼前都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堆满了玫瑰花,闪耀着彩虹。我们的眼睛是亮的,心是透明的,说起话来,一无顾忌,二无隔阂,从来没有谈不来的时候,小小的车厢里,其乐融融。也有一时无话可谈的时候,我们就下象棋。物理学家王竹溪是此道高手。我们五个人,单个儿跟他下,一盘输,二盘输,三盘四盘,甚至更多的盘,反正总是输。后来我们联合起来跟他下,依然是输,输,输。哲学家乔冠华的哲学也帮不了他。在车上的八九天中,我们就没有胜过一局。
侃大山和下象棋,觉得乏味了,我就凭窗向外看。万里长途,车外风光变化不算太大。一般都只有大森林,郁郁葱葱,好像是无边无际。林中的产品大概是非常丰富的。有一次,我在一个森林深处的车站下了车,到站台上去走走。看到一个苏联农民提着一篮子大松果来兜售,松果实在大得令人吃惊,非常可爱。平生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我抵抗不住诱惑,拿出了五角美元,买了一个。这是我在西伯利亚惟一的一次买东西,是无法忘记的。除了原始森林以外,还有大草原,不过似乎不多。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贝加尔湖。我们的火车绕行了这个湖的一多半,用了将近半天的时间。山洞一个接一个,不知道究竟钻过几个山洞。山上丛林密布,一翠到顶。铁路就修在岸边上,从火车上俯视湖水,了若指掌。湖水碧绿,靠岸处清可见底,渐到湖心,则转成深绿色,或者近乎黑色,下面深不可测。真是天下奇景,直到今天,我一闭眼睛,就能见到。
就这样,我们在车上,既有困难,又有乐趣,一转眼,就过去了八天,于9月14日晚间,到了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