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刀锋上行走

    读完刀口上的蜜汁是在一个晚上。

    窗外夜色沉醉，心中充溢的却是毁灭感，灯火万点里险象环生。生活、道德、命运、人格、爱、欲、恨、耻身外的一切物质，身内的一切思欲，无一不悬在一把锐利无匹的刀锋之上，蹀躞前行。

    发现了，满足了；也惊悚了，茫然了。

    爱情行走在刀锋上

    这个命题，很容易让人想到那个美人鱼的故事，爱情驱使她在刀尖上舞蹈，最终抛给她一个虚妄的泡沫。她是否真的在泡沫之中飞升，得到了一个不灭的灵魂？我们不能确定。惟一可以确定的是她为爱而亡，并由此得到一个结论：爱情是一种冒险。

    是的，不管对于罗丽还是马鲁来说，这句话都适用。

    罗丽是个单纯的女子，她以义无反顾的姿态还原了爱情的本相：无所求，无所惧，无所谓高尚卑下，无视理性与智性，无视道德与法律，无关乎社会和人类的宏旨。爱，仅仅就为了爱，如同飞蛾扑火，即使寸寸成灰，也只是为了火本身。在如今这个文明日益物化的时代，爱情要么迷失在钻戒、名车的眩光里，要么隐藏进虚拟的电子空间自言自语，缺少了激情与感性的灌溉，已日渐颓败、萎缩、僵化，显出行将死亡的迹象来。看得出来，在小说家赵大河心中，罗丽的爱无疑是一滴澄澈圆润的清露，负有苏生真爱的重要责任。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马鲁那里，爱情最初是缺席的，欲望是主角，爱的舞台上上演的是一场性别游戏，是这一滴爱之清露改变了一切。请想像这样的一幕：空阔黑暗的舞台上，一个人昂首伫立在正中央，阴郁，狷然；有钢琴的声音远远响起，叮叮咚咚，咚咚叮叮，渐渐大起来清晰起来，音色明净无伦，是李斯特的泉水畔；随着“泉水的喷涌”幕布慢慢拉开，一道金黄的光射进来，仅仅一束，但却照彻整个舞台；音乐急遽变化，欢乐颂轰然作响，那个身影开始动起来舞起来飞翔起来，姿态曼妙无伦，七彩佛光普照世界情节虽然是虚构的，爱情的力量之大却是真实的。胡兰成曾在今生今世中说：小的时候看花是花，看水是水，见了屋檐边的月亮有思无念，人与物皆清洁到情谊亦即是理性，而遇见了张爱玲“是重新看见了我自己与天地万物”还有一个更近的实例，2004年的法制新闻报上刊登过一件真事，一个越狱犯改头换面生活了三年，爱上一个纯洁的女孩后，深感做人光明正大的必要，遂毅然辞去部门经理之职，返回监狱服刑。

    一个人的爱是残片，两个人的爱才圆满。在“生命中的一次闪亮”之后，罗丽和马鲁的爱情开始走向圆满，同时也由游戏性的刺激转入实质性的冒险。先看罗丽，摆在她面前的是两份爱，代表的是两种生活两种幸福观（请原谅我不用象征派的分析，这里我只想谈爱情本身），她把爱献祭给身份诡谲来历不明的马鲁应该算是盲动的冒险，了解马鲁的犯罪经历后主动投身流亡生涯则是清醒的冒险。马鲁更甚，这个利己主义者本来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因而轻贱爱情和女人，及至获得新生之后，却置此时更显宝贵的生命于不顾反而去就爱情，自此走上更艰难的险途。从物质的现世的观点看，他们似乎是由幸福走向沉沦；从精神的感性的角度看，焉知他们得到的不是更高、更大、人类一直梦寐以求的那种幸福呢？

    一言兴一人和一言废一人，都有悖于“叩两端而道中衡”的公允原则，是左左右右年代斗争策略的遗留，绝对不可取。评价一个人其实是一件复杂的工作，对罗丽和马鲁也是如此。但是，单就爱情而言，谁都可以轻易地肯定，他们的爱情已经达到了俗世难得一见的绝妙佳境。看吧，他们时而小心翼翼噤若寒蝉，时而物我两忘翩翩于飞，在刀锋上行走出一种美丽、一种超拔、一种气魄，直逼刀锋之下众多观望者的眼，让观望者照见自身的委琐、怯懦、可笑，因而在物欲横流的生活中暂时清醒那么一阵儿。

    这就足够了，不是吗？

    道德行走在刀锋上

    一把刀的锋刃很不容易越过；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

    ——迦托—奥义书

    毛姆在小说中引用这句话，并不是想向读者推荐吠陀经哲学，他说“我想的只是拉里”正是这样，在此我想的也只是马鲁。

    陈思和教授在编当代文学史时，以“共名”和“无名”来表征当代文学史的发展。借用他的界定，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以往的“共名”状态下，文学作品中的道德评判受制于统一的标准。从1949年的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起，到保卫延安、三里湾、黎明的河边、红岩等，政治的、革命的道德观支配着文学的全部。1978年卢新华的伤痕发表，文学开始不自觉地进行反思，寻找着自己的道德尺度。此后，虽然文学继续行走在“高大全”的主流之上“涌现”出像第二次握手、高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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