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不行,再去烫酒。”烫酒的壶一次只能烫三碗,背不住他这样喝。他也懒得等烫酒了,干脆把酒坛子搬到跟前来,直接往碗里倒。就这样,他一碗,他舅哥一杯,他一碗,他舅哥一杯,也不知喝了多久,硬是把两斗包谷的酒给喝完了。当他还在找酒的时候,发现他舅哥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梭到桌底子下去了。
这时我插话到:“这算是你喝的第一顿酒吧?”
他说:“是的。”
“那你第二顿酒呢?”我又问道。
他接着讲,有一年快过年的时候,在中梁子上他遇到了本村的杨根生,杨根生挑着一担年货往家走。杨根生属曾孙辈的了,见朱哈兴迎面走来,赶紧放下担子招呼他。闲谝了几句后,杨根生问朱哈兴喝不喝酒,他买的有“瓶子酒”准备过年喝的。“瓶子酒”就是有正规包装的酒。那时候是物资匮乏的年代“瓶子酒”相对于农村自家酿的甜杆酒、散装酒而言就是好酒的代名词了。
朱哈兴便说:“正好,我有点儿渴了,就拿一瓶给我尝尝吧。”
杨根生就取了一瓶递给朱哈兴。朱哈兴接过酒,用嘴咬掉瓶盖,对着瓶子咕噜咕噜一口气就喝完了,真当喝凉水似的。喝完一瓶后,他又问杨根生:“还有没有?再给我一瓶。”
杨根生没办法,只好把剩下的一瓶也给了他。他又是那样一口就喝干了,喝完后,抹了抹嘴说:“要是再有一瓶就好了”
那酒虽然算不上什么好酒,可也是高度烈性酒啊。我连忙插话到:“这就是你说的半顿酒吧?”
他眼睛一瞪:“那是尝酒嘛,怎么能算半顿?”我的天!两瓶酒,还只是尝酒!
接着他又讲。他们这一带,多数家庭都有自己酿酒的习惯。有一年腊月,他路过一姓陈的农户家。这家算是当地比较殷实的人家,粮食充裕,所以酿起酒来,那排场也大。那天他路过时,这家在门前支了两口大天锅1正在酿包谷酒。主人见他路过,连忙招呼让他到家坐。他也不客气,就站在那儿看人家酿酒。这时酒已接了大半坛子了,主人就讨好地说:“表叔(其实与他家并没有什么关系,但这一带农村为了套近乎,对长辈都这么称呼),你要不要尝点儿才出锅的头曲酒?”
他答到:“那看你舍不舍得。”
“看表叔说的,你要喝酒,有啥舍不得的?”于是,主人用一个竹筒做的酒舀子,给他舀了一杯递给他,他却没接,说道“你要舍得我喝,我就自己来。”主人说“那好吧,你自己来。”朱哈兴嫌那酒舀子太小了,便在灶边的水桶里拿起水瓢,自个儿用瓢舀到喝。只几瓢就把大半坛子酒喝得差不多了。主人见他这么大年龄了,喝起这头曲酒却像喝凉水似的,生怕他喝醉了出意外,可又不好说不让他喝。便委婉地说:“表叔,这是寡酒,你又是空肚子,等会儿炒几个菜,我们爷儿俩再好好喝。”
朱哈兴一听就不高兴了,便说:“酒都不要我喝,还吃个啥饭?不喝了,走!”他把水瓢一扔就走了。吓得主人以为朱哈兴喝醉了,赶紧叫了两个小伙子把他招呼着。
说到这儿,朱哈兴嘿嘿一笑:“他们以为我真的喝醉了,其实我走路连晃也没晃一下嘛。”
我连忙接到:“哎,这算是第二顿酒吧?”
朱哈兴一脸的不屑“这怎么能算一顿呢?又没喝饱,最多只能算半顿。”
我说:“你都喝了半坛子酒,真要你再喝,你喝得下去吗?”
他不无得意地说:“那算啥。解放那一年,解放军在我们九条沟开荒种地。薅包谷草的时候,他们人手不够,请我们当地农民去帮忙。给解放军干活,他们管饭。那天我去帮忙,早上吃的是蒸馍。解放军蒸的馍又白又大,一个怕有半斤重吧,我一连吃了十三个蒸馍,还吃了一盆炒肉丝。那个炊事班长吓坏了,怕我把肚子撑破了,叫我歇一会儿再吃。我当时就火了:连饭都不让我吃,我还做啥活?起身就走了。他们哪里晓得,我肚子上三个折折,才起来两个嘛。”
接着他就讲他喝的第二顿酒。西坪有个叫陈志山的人是个大酒醢,能喝得很。他听朱哈兴亲戚说,朱哈兴比他还能喝,心里就不服,总想找个机会和他比个高低。那一年,他到西坪给人家干活,正好遇到这个陈志山,陈志山说,听说你能喝酒,我家刚新酿了三斗包谷的酒,要不要到我家打个赌?朱哈兴虽然没有酒瘾,可谁要是跟他打赌,他也不含糊,便欣然允诺。到陈志山家后,陈志山也没炒下酒菜,把装着三斗包谷酒的酒坛子全搬到堂屋里。拿出两个碗说:“我们就这样一人一碗地喝,谁喊叫喝不得了,算谁输。”于是,两个人一人抱一个坛子,你倒一碗,我也倒一碗;你喝一碗,我也喝一碗。不一会儿,三斗包谷的酒就剩不多了。陈志山也算狠,舌头都转不过弯了,还在和他较劲。还没等一坛子酒喝完,陈志山就一个跟跄倒下去了。
朱哈兴讲到这里我急忙插嘴到:“这回你也差不多了吧?”
他却轻松地说:“陈志山倒了后,我还把我那一坛子喝完了。看热闹的人以为我也醉了,可我还照样到地里去干活,路上连偏也没偏一下嘛。陈志山却一连睡了三天才起来。”
这时我才真正理解房东说让他喝酒是糟蹋了的意思。
3、“嘿嘿,又少走几步路了”
在这大山里头,农户之间相距很远。说是一个村或一个生产队的,其实一家与另一家之间有时候相距都有上十里路。朱哈兴家住的那个地方,靠近一个叫天柱山的山峰底下,周围全是密密匝匝的树林,方圆二十多里路之内都没人烟。按照路教工作组的安排,我们得一户一户的清理农户的自留地,要是多占了的话,就得“割资本主义尾巴”
听生产队长讲,这个朱哈兴,每年都要在自己家门前的小沟里修一块水田。按照当时的要求,这属于多占耕地,因此他修一块,队上发现了就收一块。把他的地收了,他不吵也不闹。等人家走了,他又接着修。这些年,他一个人在这山上都修了七八亩水田了,都让队上给收了,可他还在修。也不知他一个人是怎么干的,那么大的石头,他硬是把它砌得整整齐齐、结结实实地。他修的田,从来没有被水冲垮过。
既然知道有这么个爱多占耕地的人,我们当然得去看看。
我们工作组和生产队队长一行人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爬了两个多小时才看到朱哈兴的家。他的家,就挂在那个山坡上。其实,那叫什么家哟,三间茅草房,有两间都已开了个大大的“天窗”房子连一道像样的门都没有。他老伴早已去世,两个儿子嫌这地方太偏僻,也早都搬到山下去住了,可他却死活哪儿都不去,硬要守着这个家。我们来到的时候,老汉正在房屋旁边的一个石岩上做着什么。见有那么多人到他家来,就赶紧往回走。紧靠石岩旁边是一块小山坡,到底是人老了,眼也花了,手脚也不灵便了。他从石岩上下到土坡上时,由于没站稳,一个趔趄便滚倒了。老汉的背本来就驼得厉害,腿也弯了。身子一倒地,人就像个石滚子似的,咕噜咕噜一下子就滚到石岩下边的小路上来了。我们一行人正在说话,忽然看见老汉摔倒了,接着又像滚石磨似的往下滚,吓得我们赶紧往石岩跟前跑。等我们跑到老汉跟前时,朱哈兴已经爬起来了,看见我们,他嘿嘿地笑着说:“嘿嘿,又少走几步路了!”把我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的事,他却轻松得变成了少走几步路!那小土坡虽说不长,也有六七丈吧,要不是下面有一条小路横在那里,他可能就滚到山崖下面去了。听老汉那样一说,我们还真是哭笑不得。
我的同事就问:“你这么大岁数了,到那石岩上干啥?”他一脸认真地告诉我们,他在修房子。我们就奇怪了,你现在的房子都破成那样了你不修,在石岩上修什么房子?他看出我们的疑虑,就补充说:“那是修给自己将来死了住的房子。”这时我们才认真的看了一下,那块岩石上下都突出来不少,中间凹陷进去了,现在他已用石头将这个凹进去的地方砌了起来,只留了一道勉强能容身的“门”他刚才正在对砌好的“墙”进行检查加固。
我们还是不明白,这里的人死了都是要装到寿枋里埋到土里边的,那叫“入土为安”嘛,哪有埋到石岩上的呀。我就说:“即使你死了要埋到石岩上,你留那么小个门,那寿枋咋塞得进去呢?”他对我们说:“我将来不要寿枋啊。儿子给我准备做寿枋的木料,我都捐给学校,让他们修学校跟前那座桥了,免得娃儿们冬天上学从水里趟来趟去的受罪。我死了,让他们把我塞到石岩里头,用石头把门一封就行了。又省木头又省地,多好啊。”
这真是个怪老头啊!
我们在那里搞路线教育,只住了半年,离开那里后再也没有去过。老汉后来是不是真按他的想法埋到了石岩上,不得而知。
(注:1天锅,酿酒的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