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大院看晋商那重甸甸的脚步

倪，但以晋南为主力“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王士性语）其中平阳、泽，即指晋南，商人们做生意发了财，手中掌握着雄厚的硬头货，但是他们面对整个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还是难免自惭形愧，挺不直胸膛。尤其晋南地区人们的眼光以读书为荣，以读书谋仕途为正路，在这么一种氛围中，发财致富的商人很难被大多数人首肯。流传很广的玉堂春里，那个娶了苏三做妾的富商在舞台上从来都是丑陋形象，他就是临汾地区的，苏三监狱就在洪洞。

    那年代，那心态，只有像王三公子似的进学做官才能荣宗耀祖，扬眉吐气，才能是“美女玉堂春”一类人的正宗归宿。这样的社会价值观使一大批成功商人在自己和后代的人生取向上左右为难，丁氏家族中这个叫丁坤的以及其子嘻论虽无进学的资历，却花钱捐纳为“监生”像现在花钱拿文凭似的，后于乾隆六十年又捐职为“州同”官也买到了，当然那阵还是向国家买，透明的，不是像现代贪官似的，袖筒内操作，买的卖的都不认帐。嘻论买到“州同”便昂扬地在门前立起这座牌楼，算给本家本族争得的风光。

    乔家虽然也花钱买功名，也有一些“通奉大夫”“二品补用道”什么什么的花翎可以戴头上。但相比之下，他们的商人做得纯粹些。他们不立牌楼，甚至连房上的兽头都是闭嘴兽。自甘享受商人的待遇。闭嘴就闭嘴，不在官场说长道短，只着眼商场争雄。

    此时，晋中一带读书风气见弱，许多人家的子弟只要粗通文字，打得算盘，记得账，便送出去学生意了。所以雍正皇帝的那段著名朱批：“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尤肯力农，再次者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应试，”以及“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刘于义＞之说，与其说是指山西，不如说指晋中更确切。“生子有财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坐官的入了阁，不如在茶票庄当了客”这是这一带人的眼光看法，成功的商人生活在这片经商气氛浓烈的盆地怡然自得。

    商人的戏份重了，无形之中就会引来生活观念的演变。丁村住宅格局中，神的位置重于人的位置，采光最好，最宽敞也最宜居住的北屋供着祖宗灵位“慎终追远”“春露秋霜启后思水源木本承先泽”活在世上终日辛苦操劳的人只住厢房，跨院，甚至南房。而乔家的祖先祠堂在大院甬道的尽头，另住一处，除接受祭祀崇拜，一般不参与正常人的起居生活。它已经懂得把更多更好的空间让给子孙们享受。

    这种差别一直影响到细部，如房屋的装饰工艺，两处风格不尽相同，都精美而充分体现了民俗审美心态，如用四只狮子来借喻“事事如意”如明八仙，暗八仙“八仙捧寿”如用五只蝙蝠组合的“五福连寿”用三只羊连成的“三羊开泰”用鹿和鹤组合的“六合通顺”等等，但其中有一些图案的分别却也保留了宅第主人的追求爱好志趣意向的不同，或者叫保留了当时当地最时兴的观念。比方说，丁家竖牌楼的院里还有一些用猴子骑在鹿身上挑马蜂窝的构图说出“喜禄封候”用猴子玩三个圈寓意“连中三元”等向往权利荣耀的石雕。在一幅“抓阄图”中，可以看到供儿子选择的代表物：笔、算盘、印等。似乎把读书经商做官的矛盾心理和盘托出，让后代去听从天意的安排。乔家固然也买官壮声威，但他却已经有“课子种桔胜封候”的理想，或者是拿这种境界来标榜，商人的心理发生着唯妙的变化。何况乔家到晚清有些掌门人还很新潮，比如被称作成义财主的乔映霞，对推行变法的康、梁十分倾倒，景慕西方文明，后来还加入了同盟会，这样的人显然不会再欣赏传统的价值论，而在乔家的“立栏”上还出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代表＿＿火车，这幅彩绘背景用中国写意画法，火车无法写意便只能写实了，而火车驶过的桥梁却用几根树杆歪歪斜斜地叉着支撑，画匠幼稚的笔下，偶合了工业文明在这方古老土地上的风雨飘摇历程。站在这幅画前，不由想到，中国民族商业资产阶级对近代工业文明的如此兴趣浓厚，如果不是战争动乱等历史原因使他们一败涂地，他们完全有可能更好地投资近代工业，这或者可作他们心迹的一份记录。

    这两处宅院里一些细小的设置也时不时露出时代发展的烙印，如丁村比祁县靠南，但丁村的宅院盘着传统的火炕，炕沿精致，甚至还留着放尿盆的小龛。一副自得其乐的小农经济生活图。而在乔家，已经拆了炕，引进了南方的床，暖阁绣帘相隔，窗户也采用了大格玻璃采光，这些变化，到七八十年代才开始在晋中普及。丁村馆中当时从南方引回了竹皮和丝绵编的土保暖水器。乔家大院则有了空气调节器。尽管是原始雏形，但注意力已经用到了居住环境的空气上。这就如同眼下家庭的日用品从五十年代的暖水瓶发展到八十年代的空调。

    从丁村的民居群走到乔家大院，恰恰把个大清朝走完，从两处宅院群的一些差异或明或暗地看到历史的潜移默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