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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诗歌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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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土地”是民族苦难的承载“河流”是抗日力量的象征“风”代表反抗民众“黎明”则是胜利希望的象征。这里已清楚地表现出诗人身份意识的转变，在民族抗战的大潮中“吹芦笛的诗人”消融了而化身为“大我”的存在。这里的自觉诗人形象已初步具有革命战斗者的姿态，可以这么说，艾青是保留了“一支笔”的特殊革命斗士。“最坚决地以自己的命运给万人担戴痛苦；他们的灵魂代替万人受着整个时代所给予的绞刑”[15](p59)这是艾青在诗人论中对诗人的职责所作的明确的界定。艾青自己明确意识到尽管自己嘶哑的歌声很微弱甚至不会有人听得到，也尽管自己并不一定能见到那歌唱中“无比温柔的黎明”但诗人毫不在乎，因为对于“我”来说，歌唱的意义实现与否倒在其次，歌唱作为一种主动的行为坚持下去才赋予了生命以意义。我爱这土地中的歌唱者的形象后来进一步发展就成了“吹号者”——光辉战士的形象。“歌唱者”是嘶哑的，而“吹号者”则“常常有细到看不见的血丝随着号声飞出”这二者所想的都是竭力歌唱、战斗，最后直到寂然而去，又回归到他们“深深地爱着的土地上”艾青在诗论中说：“我生活着，故我歌唱。”[16](p14)诗人时刻感受着时代脉搏的搏动，倾听着时代的呼声，紧跟着时代的步伐，他是那个时代的号角，最响亮的时代号角。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火把、时代，给太阳、太阳的话、黎明的通知等都是一系列闪耀着时代光辉的篇章，艾青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者。表现苦难现实的诗篇闪现的却是超越现实苦难的忧患情感，作品中注入了一股打破民族苦难沉重枷锁的深沉力量。
三、跨越国度的呼吁之声
艾青是时代和民族的最忠诚的歌者，他诅咒现实的黑暗与不公，讴歌、礼赞光明，呼唤自由、平等。而艾青忧郁的目光并不仅仅局限在本民族之内，他怀着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感，也深切地关注着整个人类世界的命运和前途，对整个人类世界自由而光明的明天寄予了热切的期盼和美好的希望。他的“人道主义情怀”少年时代就已经开始萌芽。他在忆杭州一文中说：“那时的我，是一个勤苦作画的学生，对于自然，有农人的固执的爱心对于贫苦的人群，则是人道主义的，怀着深切的同情——那些小贩，那些划子，那些车夫，以及那些乡间的茅屋与它们的贫穷的主人和污秽的儿女们。”[17](p527)在另一篇文章赎罪的话中他说：“我曾听说，我的保姆为了穷得不能生活的缘故，把自己刚生下的一个女孩，投到尿桶里溺死，再拿乳汁来喂养一个‘地主的儿子’——我。自从听了这件事之后，我的内心里常常引起一种深沉的愧疚：我觉得我的生命，是从另外的一个生命那里抢夺来的。这种愧疚，促使我长久地成了一个人道主义者。”[18](p579)艾青是一个赤诚的爱国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国际主义者。他写下众多国际题材的诗篇。他总是用他那种充满无限关切的忧郁的目光，密切关注着除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之外的整个人类世界那些挣扎在苦痛里的国都的一切的不幸者。艾青的目光是超越民族界限的，他站在整个人类世界的高度，俯瞰人类现实的生存现状及其走向，他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最具世界意识的诗人。
早在三十年代，艾青初登诗坛，就写下了巴黎、马赛等国际题材的诗篇，公开指责巴黎是“患了歇斯底里的美丽的妓女”马赛是“盗匪的故乡”他开始关注人类社会现实的生存状态。一九五四年七月初，为推进世界和平运动、为庆祝聂鲁达五十诞辰，艾青、萧三、赵毅敏等应智利众议院院长卡斯特罗的邀请到智利进行访问。此次“南美洲之行”艾青写了二十一首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诗章，集中表现了殖民地人民的苦难生活，歌颂了黑人兄弟坚强乐观的性格，鞭挞了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罪恶，这些诗歌突出了和平、友谊、反对压迫和不公道的世界主题。作为政治性题材的写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是很容易陷入概念化的说教，但是诗人很好地避免了政治化的空洞叫喊，他坚持用自己善于抒写苦难和希望的创作风格，以鲜明、生动而丰富的意象写出了优秀的诗篇。维也纳中，他把当时还处在德军控制之下的维也纳比作一个“患了风湿症的少妇/面目清秀而四肢瘫痪”并将其与阴暗衰颓的氛围结合在一起，传达出诗人对殖民主者的深切的痛恨，对维也纳人民的真挚的同情、希望和祝福。“一个是那样黑，/黑得像紫檀木；/一个是那样白，/白得像棉絮”诗人饱含感情地为一个黑人姑娘鸣不平（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在怜悯的歌中他为一个异国少年唱出了怜悯的歌。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一诗，诗人抓住描写对象的肤色和情绪的鲜明对比来构思全篇，以此揭示出殖民主义世界存在的深刻的阶级对立，并控诉了种族歧视和人类不平等的可憎现实，表现了作者对受剥削的黑人的同情。自由、在智利的纸烟盒上则揭开了资本主义金钱制度下自由的虚伪面纱。
当诗人历经沧桑之后重归诗坛，诗人重燃的诗情从原来的对于世界生存状态的关注转向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层面的思考。一九七九年五月中旬，已经69岁的艾青参加“中国人民友好访问团”出访欧洲三国。在访问西柏林时，艾青写了著名的墙一诗。“一堵墙，象一把刀/把一个城市切成两片”诗人指出这墙“只是历史的陈迹/民族的创伤”即使这堵墙再高、再厚、再长，也绝不能挡住天上的云彩、风、雨和阳光，挡不住飞鸟的翅膀和夜莺的歌唱，挡不住千百万人的意志和愿望，诗人写“柏林墙”其实就是写人类和平、自由的永恒愿望。访问意大利时，艾青亲临大斗技场遗址，目睹当年奴隶主以奴隶们相互角斗残杀来取乐的历史陈迹，这触发了诗人创作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的灵感，回国后不久，便告成篇。这是继在浪尖上、光的赞歌之后诗人最后一首长篇鼎力之作。如果说光的赞歌是艾青一生追求光明的结晶，那么，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则是诗人对于苦难生活和斗争历史的最终绝唱！全诗的笔调是悲壮的，描写角斗士被押送到斗技场上，双目被蒙得漆黑，各自乱挥短剑拼杀并无冤仇的对手：“无论进攻和防御都是盲目的——盲目的死亡、盲目的胜利。”角斗的场面是血淋淋的残酷，而那千万的人们却在看台上欣赏这角斗，把自己的欢畅建立在别人的痛苦和惨死之上“从流血的游戏中得到快感，/从死亡的挣扎中引起笑声，/别人越痛苦，他们越高兴”而“最可恨的是那些/用别人的灾难进行投机，/从血泊中捞取利润的人，/他们的财富和罪恶一同增长”如今，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已成了历史的遗物，像战后的废墟，沉浸在落日的余晖里，它不能不引起诗人的疑问和沉思：它究竟是光荣的纪念，还是耻辱的标志？它是夸耀古罗马的豪华，还是记录野蛮的统治？它是为了博得廉价的同情，还是谋求遥远的叹息？奴隶社会最残忍的一幕虽然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雾里，但“说起来多少有些荒唐——/在当今的世界上/依然有人保留了奴隶主的思想，/他们把全人类都看作奴役的对象/整个地球是一个最大的斗技场。”诗的结尾处闪耀着这位饱经忧患的老人的睿智之思。诗篇警世着世人：人类社会要想真正达到文明普照的彼岸世界，还要经历不懈的斗争和漫长的历程。诅咒黑暗，礼赞光明；揭示苦难，呼唤斗争，这是艾青一生创作的两大主旋律，历经历史风雨沧桑之后的诗人，终于为这两大主题谱写出最后动人的诗篇。
结语
艾青的忧郁是与社会现实的苦难同行的，是一种真实的横梗在心头无法言说的情感，这种忧郁的情思渗透在诗行中，最终形成了艾青式的忧郁的抒情风格。他的这种忧郁的抒情个性使得他各个时期的诗作都有拂不去的悲哀情结。一首首苦难的悲歌，是为这土地、为民众、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个人类世界而谱写的，艾青的忧郁最终跨越了自我感情的门槛，而在时代与民族的情感中找到了契合点。“诗人的忧郁就是人民的忧郁，诗人的悲哀就是人民的悲哀，诗人灵魂深处涌出的歌唱就是人民心里的声音。”[19](p19)诗人的忧郁总是与国家和民族紧密相联，与一切不幸者和苦难的国度联系在一起。艾青的忧郁总是浸透着诗人强烈的深沉的凝重的忧患意识。他的笔端即使在最欢乐的时候往往也流露出忠实于现实的沉重之思，悲哀与忧郁是艾青诗作的抒情特色，一直伴随其创作生涯。
美学家乔治飞k稍倒骸笆兰涿挥谐绺叩谋耍窃诔绺叩男牧樯稀r蛭员说哪侵址从Γ诒嗣媲八в械奶龋笆伪怂械挠镅裕票怂械牧耄约巴u怂脸龅那楦泻统宥际浅绺叩亩鳌！盵20](p154)由于艾青的忧郁和悲哀之中饱蘸深沉广博的爱，正是以这种深切的爱作为底蕴，因而艾青式的忧郁才表现出一种崇高之美。当诗人以他这种崇高的的忧郁去挖掘、表现、体察现实的苦难时“苦难比幸福更美。苦难的美是由于在这阶级的社会里，人类为摆脱苦难而斗争！”[21](p11)诗人正是“为摆脱苦难而斗争”
艾青的忧郁与某些知识分子的绝望感伤、顾影自怜、消沉颓废是根本不同的，所以就这点而言，艾青是不同于戴望舒的。戴望舒的忧郁是属于他个人的，属于他个人的不适意的消靡的情感，而艾青的忧郁是积极的深沉的忧国忧民的。艾青从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出发，扩大到对一切不幸者的同情，对人类命运的悲悯，对人类未来的信念和向往。艾青在诗论中将诗歌创作当作一种“痛苦的劳役”宣称这是“把时代打击在我们的心上的创痕记录给人家看”他解释说：“我的悲哀比人家的深些，因而我的声音更凄切。”艾青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真的猛士”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没有给生活以牧歌，而是正视现实，把人类身上的疮痍指给人看，把心灵与现实激烈碰撞的痛楚倾吐而出，把苦难的疼痛喊出来。“在这苦难被我们所熟悉，幸福被我们所陌生的时代，好象只有把苦难能喊出来是最幸福的事。”[22](p34)或许只有这样才能“惊醒沉睡的世界”促使人们从苦痛与屈辱中奋起，与苦难抗争，进而摆脱苦难，重获自由、光明的新生。诗人知道光明只是被黑暗与苦难遮蔽了，忧郁和苦难是通向光明的起点。
“中国的路是如此的崎岖，如此的泥泞呀！/中国的苦难与灾难，/像这雪夜一样广阔而漫长呀！”从这忧郁的歌喉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触到诗人那颗赤诚的爱国之心，诗人的忧郁是忧思的忧郁，但“仍有对于人类再生之确信”（太阳）。艾青的忧郁是对于中国革命和抗日的长期性、艰苦性的深刻的认识和体验，表现了诗人忠实于现实的思索。他说过：“中国是有着悲惨的命运的国家，它窒息在过深的外来的凌侮与自己本身的昏聩不醒里。”[23]诗人以敏锐的眼光审视民族未来以及整个人类命运通向光明的未来道路的坎坷多艰，其忧郁，使其对现实有更加清醒的思考和认识。艾青的忧郁有种深厚的蕴藉之力，他“把忧郁与悲哀，看成一种力！把弥漫在广大的土地上的渴望、不平、愤懑集合拢来，浓密如乌云，沉重地移行在地面上伫望暴风雨来席卷了这一切，扫荡这整个古老的世界吧！”[24](p35)这“力”是可以使人从“昏聩不醒里”醒来，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
通过以上各个不同角度、侧面的综合分析论述，对于艾青的诗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艾青的忧郁中饱含了深沉的爱，爱是其诗歌的内核和“诗魂”他的忧郁是一种爱“忧郁的爱”爱是艾青诗歌忧郁的深沉因子。艾青诗里忧郁的色彩只是我们很易看到的表层显现，它有着悲怆的深度和震撼人心的力度。他的爱来自于对这土地、对这土地上人民、对民族和国家，以及对自由、光明与和平永恒的愿望。只不过这种深沉广博的爱浸染上了诗人忧郁的情感色彩。他的忧郁是在“爱”的追求过程中坚强的执著的信念的表现，是一种“力”的凸现，其反过来又促进了他对这爱的更加强烈的坚定不移的追求。因此，艾青式的忧郁表现出的是一种悲壮、崇高之美。其忧郁中迸发的是热情，其痛苦中蕴涵的是希望，其哀婉中燃起的是火焰。只要是人类还有悲苦，生命还受着扭曲，艾青的诗就拂不去的忧郁与悲哀的情结。
参考文献
[1][2][6][10]艾青。我的创作生涯反騕a]。艾青。艾青选集（第一卷）[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3]艾青。在汽笛的长鸣声中[a]。艾青。艾青选集（第三卷）[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4]周红兴。论艾青的狱中诗[j]。周红兴。艾青研究与访问记[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5]艾青。大叶荷：我的母亲[a]。张永键。艾青的艺术世界[m]。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1983。
[7][9]艾青。诗与时代[a]。艾青。艾青选集（第三卷）[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8]海涛、金汉。艾青专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11]王劲松。艾青抗战诗歌“忧郁”的抒情风格[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p29-31
[12][16][21][22][24]艾青。诗论[a]。艾青。艾青选集（第三卷）[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13]艾青。诗与宣传[a]。艾青。艾青选集（第三卷）[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14]蒋霞。从吹芦笛的诗人到自觉的时代歌唱者———读艾青的我爱这土地[j]。渝西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p77-80
[15]艾青。诗人论[a]。艾青。艾青选集（第三卷）[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17]艾青。忆杭州[a]。艾青。艾青选集（第三卷）[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18]艾青。赎罪的话[a]。艾青。艾青选集（第三卷）[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19]晓雪。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0]（美）乔治飞k伞c栏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3]李岩。艾青诗歌的独特意象与主题探析[j]。语文学刊，2003年第6期，p26-28
三、跨越国度的呼吁之声
艾青是时代和民族的最忠诚的歌者，他诅咒现实的黑暗与不公，讴歌、礼赞光明，呼唤自由、平等。而艾青忧郁的目光并不仅仅局限在本民族之内，他怀着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感，也深切地关注着整个人类世界的命运和前途，对整个人类世界自由而光明的明天寄予了热切的期盼和美好的希望。他的“人道主义情怀”少年时代就已经开始萌芽。他在忆杭州一文中说：“那时的我，是一个勤苦作画的学生，对于自然，有农人的固执的爱心对于贫苦的人群，则是人道主义的，怀着深切的同情——那些小贩，那些划子，那些车夫，以及那些乡间的茅屋与它们的贫穷的主人和污秽的儿女们。”[17](p527)在另一篇文章赎罪的话中他说：“我曾听说，我的保姆为了穷得不能生活的缘故，把自己刚生下的一个女孩，投到尿桶里溺死，再拿乳汁来喂养一个‘地主的儿子’——我。自从听了这件事之后，我的内心里常常引起一种深沉的愧疚：我觉得我的生命，是从另外的一个生命那里抢夺来的。这种愧疚，促使我长久地成了一个人道主义者。”[18](p579)艾青是一个赤诚的爱国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国际主义者。他写下众多国际题材的诗篇。他总是用他那种充满无限关切的忧郁的目光，密切关注着除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之外的整个人类世界那些挣扎在苦痛里的国都的一切的不幸者。艾青的目光是超越民族界限的，他站在整个人类世界的高度，俯瞰人类现实的生存现状及其走向，他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最具世界意识的诗人。
早在三十年代，艾青初登诗坛，就写下了巴黎、马赛等国际题材的诗篇，公开指责巴黎是“患了歇斯底里的美丽的妓女”马赛是“盗匪的故乡”他开始关注人类社会现实的生存状态。一九五四年七月初，为推进世界和平运动、为庆祝聂鲁达五十诞辰，艾青、萧三、赵毅敏等应智利众议院院长卡斯特罗的邀请到智利进行访问。此次“南美洲之行”艾青写了二十一首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诗章，集中表现了殖民地人民的苦难生活，歌颂了黑人兄弟坚强乐观的性格，鞭挞了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罪恶，这些诗歌突出了和平、友谊、反对压迫和不公道的世界主题。作为政治性题材的写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是很容易陷入概念化的说教，但是诗人很好地避免了政治化的空洞叫喊，他坚持用自己善于抒写苦难和希望的创作风格，以鲜明、生动而丰富的意象写出了优秀的诗篇。维也纳中，他把当时还处在德军控制之下的维也纳比作一个“患了风湿症的少妇/面目清秀而四肢瘫痪”并将其与阴暗衰颓的氛围结合在一起，传达出诗人对殖民主者的深切的痛恨，对维也纳人民的真挚的同情、希望和祝福。“一个是那样黑，/黑得像紫檀木；/一个是那样白，/白得像棉絮”诗人饱含感情地为一个黑人姑娘鸣不平（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在怜悯的歌中他为一个异国少年唱出了怜悯的歌。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一诗，诗人抓住描写对象的肤色和情绪的鲜明对比来构思全篇，以此揭示出殖民主义世界存在的深刻的阶级对立，并控诉了种族歧视和人类不平等的可憎现实，表现了作者对受剥削的黑人的同情。自由、在智利的纸烟盒上则揭开了资本主义金钱制度下自由的虚伪面纱。
当诗人历经沧桑之后重归诗坛，诗人重燃的诗情从原来的对于世界生存状态的关注转向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层面的思考。一九七九年五月中旬，已经69岁的艾青参加“中国人民友好访问团”出访欧洲三国。在访问西柏林时，艾青写了著名的墙一诗。“一堵墙，象一把刀/把一个城市切成两片”诗人指出这墙“只是历史的陈迹/民族的创伤”即使这堵墙再高、再厚、再长，也绝不能挡住天上的云彩、风、雨和阳光，挡不住飞鸟的翅膀和夜莺的歌唱，挡不住千百万人的意志和愿望，诗人写“柏林墙”其实就是写人类和平、自由的永恒愿望。访问意大利时，艾青亲临大斗技场遗址，目睹当年奴隶主以奴隶们相互角斗残杀来取乐的历史陈迹，这触发了诗人创作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的灵感，回国后不久，便告成篇。这是继在浪尖上、光的赞歌之后诗人最后一首长篇鼎力之作。如果说光的赞歌是艾青一生追求光明的结晶，那么，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则是诗人对于苦难生活和斗争历史的最终绝唱！全诗的笔调是悲壮的，描写角斗士被押送到斗技场上，双目被蒙得漆黑，各自乱挥短剑拼杀并无冤仇的对手：“无论进攻和防御都是盲目的——盲目的死亡、盲目的胜利。”角斗的场面是血淋淋的残酷，而那千万的人们却在看台上欣赏这角斗，把自己的欢畅建立在别人的痛苦和惨死之上“从流血的游戏中得到快感，/从死亡的挣扎中引起笑声，/别人越痛苦，他们越高兴”而“最可恨的是那些/用别人的灾难进行投机，/从血泊中捞取利润的人，/他们的财富和罪恶一同增长”如今，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已成了历史的遗物，像战后的废墟，沉浸在落日的余晖里，它不能不引起诗人的疑问和沉思：它究竟是光荣的纪念，还是耻辱的标志？它是夸耀古罗马的豪华，还是记录野蛮的统治？它是为了博得廉价的同情，还是谋求遥远的叹息？奴隶社会最残忍的一幕虽然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雾里，但“说起来多少有些荒唐——/在当今的世界上/依然有人保留了奴隶主的思想，/他们把全人类都看作奴役的对象/整个地球是一个最大的斗技场。”诗的结尾处闪耀着这位饱经忧患的老人的睿智之思。诗篇警世着世人：人类社会要想真正达到文明普照的彼岸世界，还要经历不懈的斗争和漫长的历程。诅咒黑暗，礼赞光明；揭示苦难，呼唤斗争，这是艾青一生创作的两大主旋律，历经历史风雨沧桑之后的诗人，终于为这两大主题谱写出最后动人的诗篇。
结语
艾青的忧郁是与社会现实的苦难同行的，是一种真实的横梗在心头无法言说的情感，这种忧郁的情思渗透在诗行中，最终形成了艾青式的忧郁的抒情风格。他的这种忧郁的抒情个性使得他各个时期的诗作都有拂不去的悲哀情结。一首首苦难的悲歌，是为这土地、为民众、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个人类世界而谱写的，艾青的忧郁最终跨越了自我感情的门槛，而在时代与民族的情感中找到了契合点。“诗人的忧郁就是人民的忧郁，诗人的悲哀就是人民的悲哀，诗人灵魂深处涌出的歌唱就是人民心里的声音。”[19](p19)诗人的忧郁总是与国家和民族紧密相联，与一切不幸者和苦难的国度联系在一起。艾青的忧郁总是浸透着诗人强烈的深沉的凝重的忧患意识。他的笔端即使在最欢乐的时候往往也流露出忠实于现实的沉重之思，悲哀与忧郁是艾青诗作的抒情特色，一直伴随其创作生涯。
美学家乔治飞k稍倒骸笆兰涿挥谐绺叩谋耍窃诔绺叩男牧樯稀r蛭员说哪侵址从Γ诒嗣媲八в械奶龋笆伪怂械挠镅裕票怂械牧耄约巴u怂脸龅那楦泻统宥际浅绺叩亩鳌！盵20](p154)由于艾青的忧郁和悲哀之中饱蘸深沉广博的爱，正是以这种深切的爱作为底蕴，因而艾青式的忧郁才表现出一种崇高之美。当诗人以他这种崇高的的忧郁去挖掘、表现、体察现实的苦难时“苦难比幸福更美。苦难的美是由于在这阶级的社会里，人类为摆脱苦难而斗争！”[21](p11)诗人正是“为摆脱苦难而斗争”
艾青的忧郁与某些知识分子的绝望感伤、顾影自怜、消沉颓废是根本不同的，所以就这点而言，艾青是不同于戴望舒的。戴望舒的忧郁是属于他个人的，属于他个人的不适意的消靡的情感，而艾青的忧郁是积极的深沉的忧国忧民的。艾青从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出发，扩大到对一切不幸者的同情，对人类命运的悲悯，对人类未来的信念和向往。艾青在诗论中将诗歌创作当作一种“痛苦的劳役”宣称这是“把时代打击在我们的心上的创痕记录给人家看”他解释说：“我的悲哀比人家的深些，因而我的声音更凄切。”艾青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真的猛士”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没有给生活以牧歌，而是正视现实，把人类身上的疮痍指给人看，把心灵与现实激烈碰撞的痛楚倾吐而出，把苦难的疼痛喊出来。“在这苦难被我们所熟悉，幸福被我们所陌生的时代，好象只有把苦难能喊出来是最幸福的事。”[22](p34)或许只有这样才能“惊醒沉睡的世界”促使人们从苦痛与屈辱中奋起，与苦难抗争，进而摆脱苦难，重获自由、光明的新生。诗人知道光明只是被黑暗与苦难遮蔽了，忧郁和苦难是通向光明的起点。
“中国的路是如此的崎岖，如此的泥泞呀！/中国的苦难与灾难，/像这雪夜一样广阔而漫长呀！”从这忧郁的歌喉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触到诗人那颗赤诚的爱国之心，诗人的忧郁是忧思的忧郁，但“仍有对于人类再生之确信”（太阳）。艾青的忧郁是对于中国革命和抗日的长期性、艰苦性的深刻的认识和体验，表现了诗人忠实于现实的思索。他说过：“中国是有着悲惨的命运的国家，它窒息在过深的外来的凌侮与自己本身的昏聩不醒里。”[23]诗人以敏锐的眼光审视民族未来以及整个人类命运通向光明的未来道路的坎坷多艰，其忧郁，使其对现实有更加清醒的思考和认识。艾青的忧郁有种深厚的蕴藉之力，他“把忧郁与悲哀，看成一种力！把弥漫在广大的土地上的渴望、不平、愤懑集合拢来，浓密如乌云，沉重地移行在地面上伫望暴风雨来席卷了这一切，扫荡这整个古老的世界吧！”[24](p35)这“力”是可以使人从“昏聩不醒里”醒来，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
通过以上各个不同角度、侧面的综合分析论述，对于艾青的诗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艾青的忧郁中饱含了深沉的爱，爱是其诗歌的内核和“诗魂”他的忧郁是一种爱“忧郁的爱”爱是艾青诗歌忧郁的深沉因子。艾青诗里忧郁的色彩只是我们很易看到的表层显现，它有着悲怆的深度和震撼人心的力度。他的爱来自于对这土地、对这土地上人民、对民族和国家，以及对自由、光明与和平永恒的愿望。只不过这种深沉广博的爱浸染上了诗人忧郁的情感色彩。他的忧郁是在“爱”的追求过程中坚强的执著的信念的表现，是一种“力”的凸现，其反过来又促进了他对这爱的更加强烈的坚定不移的追求。因此，艾青式的忧郁表现出的是一种悲壮、崇高之美。其忧郁中迸发的是热情，其痛苦中蕴涵的是希望，其哀婉中燃起的是火焰。只要是人类还有悲苦，生命还受着扭曲，艾青的诗就拂不去的忧郁与悲哀的情结。
参考文献
[1][2][6][10]艾青。我的创作生涯反騕a]。艾青。艾青选集（第一卷）[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3]艾青。在汽笛的长鸣声中[a]。艾青。艾青选集（第三卷）[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4]周红兴。论艾青的狱中诗[j]。周红兴。艾青研究与访问记[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5]艾青。大叶荷：我的母亲[a]。张永键。艾青的艺术世界[m]。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1983。
[7][9]艾青。诗与时代[a]。艾青。艾青选集（第三卷）[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8]海涛、金汉。艾青专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11]王劲松。艾青抗战诗歌“忧郁”的抒情风格[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p29-31
[12][16][21][22][24]艾青。诗论[a]。艾青。艾青选集（第三卷）[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13]艾青。诗与宣传[a]。艾青。艾青选集（第三卷）[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14]蒋霞。从吹芦笛的诗人到自觉的时代歌唱者———读艾青的我爱这土地[j]。渝西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p77-80
[15]艾青。诗人论[a]。艾青。艾青选集（第三卷）[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17]艾青。忆杭州[a]。艾青。艾青选集（第三卷）[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18]艾青。赎罪的话[a]。艾青。艾青选集（第三卷）[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19]晓雪。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0]（美）乔治飞k伞c栏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3]李岩。艾青诗歌的独特意象与主题探析[j]。语文学刊，2003年第6期，p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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