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下的张艺谋

    摘要：精神分析对现代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本文以张艺谋电影为图解，从俄狄浦斯情节、儿童心理学、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父权四个方面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基础理论进行读解，深刻揭示出弗洛伊德描述心理现象而且致力于探究人的心理动机，不止于揭示表层心理规律而且还致力于探究人的深层无意识心理机制，不止于共时性地解释人的心理活动而且还历时性地说明人的心理过程，并且读解出张艺谋电影对人的心理结构、心理动力这两个主要方面做出的富于洞察力的探索和阐述。

    关键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张艺谋

    弗洛伊德最初只是一位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但他因为创立了精神分析学派，使其影响却远远超出了专业学术领域。弗洛伊德以其对人类精神和行为所做出的惊世骇俗的发现，不仅对心理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美学等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和精神领域，而且也对当代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了解以及对日常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在20世纪人类文化的地形图上，弗洛伊德毫无疑问地占据着一个显赫的位置。弗氏精神分析学说主要包括:无意识理论、三部人格结构学说、关于本能的理论、神经症理论以及对文化和文明的看法等。

    在张艺谋的电影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典型图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弗洛伊德对现代文化的影响，并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对张艺谋的电影进行读解。

    1.张艺谋电影中的俄狄浦斯情结

    俄狄浦斯情结，亦称“恋母情节”是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概念，源于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俄狄浦斯无意中杀父娶母的神话故事。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男孩从2--3岁就具有的一种无意识欲望，其内容是对母亲的强烈的爱和占有欲，对父亲的嫉妒、恐惧与敌视，到5--6岁时男孩便加强与父亲的认同，抑制反父亲的欲望。

    张艺谋的电影从某个意义上说，这是对整个中国电影的一种大胆而无畏的冲击，在那个死气沉沉的年代，82年毕业于北影摄影系的他以一种反传统的，革新的视角重新演绎了他心中完满的艺术形象。他自身对艺术的信仰，因为他相信自身的能力，但，最多的缘由，也许是植根在他内心深处的一种原始情结，一种原始冲动。这种来自人类原始启蒙时的隐秘，有的人试图隐藏，有的人渴望重视，正因为张艺谋用电影这样如此直观的艺术形式把它们一览无遗的展现在观众面前张艺谋所拍的电影，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很大程度上，和那些已经被奉为经典的论著，在精神上，不谋而合。但这绝对不是巧合，我想：这应该都是因为他们正视了自己真正的内心体验和缘自上古即存在且至今在每个人心中仍在，但又是欲呼又止，却还苦苦挣扎的内心冲动

    红高粱表现出的其实是对原始英雄的崇拜。刚健，崇高，雄浑，劲健的原始生命力，无论是"我爷爷"还是"我奶奶"，都是充满着原始野性的。路边是坦坦荡荡，大智若愚的红高粱集体，他拦截下"我奶奶"，扛进充满野性的神奇的红高粱地，以其过旺的精力扫到大片高粱，形成一个圆：神异而眩惑。就在这样的祭坛里，举行了粗野热狂，潇洒自然而确实又很神圣的"野合"仪式。鱼水相喋的遭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似梦非梦，似醒非醒，神魂迷乱。还有，他酒后撒野"尿酒"，居然酿成了名酒"十八里红"。他主持的"酒誓"，狂热而神圣，粗俗而庄严，庄谐融会。最后，他领导壮士们在高粱地里打鬼子，酣畅淋漓，可谓惊天地泣鬼神。"我奶奶"也不甘落后，且不说她在上轿出嫁前敢怀揣剪刀；不说出嫁途中与轿夫眉目传情；不说回娘家时大胆的"野合"；也不说她后来严令"我爷爷"打鬼子替罗汉大叔报仇；在这里我只想说她在最后英勇献身的那一瞬间，她那被子弹洞穿过的身躯挺拔而傲岸，似乎蔑视着人间的道德和堂皇的说教，表现的是人的力量和人的自由，生的伟大爱的光荣，"我奶奶"永垂不朽。他们如同俄狄浦斯王一般永垂不朽。

    张艺谋其实是渴望英雄人物的，在这部影片中，他其实只是想肯定人与命运斗争中的主观意志，如同当年的俄狄浦斯，努力的希望改变，表现出的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张艺谋没有过多的考虑命运对人的左右，他只是以红为主基调，在描绘那种作为一个英雄应该有的满溢的激情，满溢的野性，和满溢的，自由。

    这样的忽略应该是故意的吧，张艺谋力图使他心中的俄狄浦斯摆脱悲惨的命运，甚至，连想都不要想。红高粱真是一个很完美的神话，连"我奶奶"最后的死亡都是那么的美丽和传奇。但是，在神话的尽头，我们仍可以窥见张艺谋在有意无意间仍流露出对命运不可捉摸性的忧愁，很小的一部分，当"我父亲"扯着嗓子为"我奶奶"唱起清亮童稚却是无比哀怨的挽歌，这无论比起"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还是"酒神曲"，都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人的软弱和无奈。"我父亲"作为神话的审视者，作为神话唯一的继承者，无可厚非，是不尽如人意的。

    而菊豆，带来了悲哀带来了沉郁；大红灯笼高高挂也来了，带来了陈旧带来了封闭；在塑造了一代神话以后，张艺谋无可避免的感到了烦躁，郁闷和不安。他的内心被什么东西冲击着，似乎是一种压抑，他只有苦苦呻吟，辗转反侧，这样的情绪反映到影片中，毫无疑问，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无可避免的影响。天青小心翼翼的靠近菊豆，战战兢兢；天青无可奈何地把刀砍在楼梯的扶手上，又小心谨慎的取下；他是这样渴望爱情，即使从某种意义上说，菊豆其实可以算作他的母亲。天白的表现更加强烈了，菊豆这时成了两者共同的欲望客体，他的眼中闪射着杨天青面对杨金山时相同的弑父火焰，如果说，他童年时误杀他法律和名义上的父亲尚属原始的隐形弑父举动，那么，他长大后在大染池里凶狠的将生身父亲打死，则是空前大胆的明确的弑父举动。如果说天青渴望菊豆尚属情有可原，尚属俄狄浦斯情结在现实中无奈的体现，那么天白对菊豆的向往则属于真正俄狄浦斯情结在人类幼时，在人类潜意识里的一种对母性的向往。飞浦被郁结在死气沉沉的陈家大院里，他偷偷的看着颂莲，眉来眼去。幽幽的笛声伴着蠢蠢欲动的灵魂，却不敢有丝毫的行动。当爱欲如流星般一闪而过，他已经超然游离于陈家大院的激烈纷争之外了。再见颂莲时，仓皇逃脱的他已经软弱到连承受颂莲目光的勇气都没有了。颂莲在那场妻妾争宠战中彻底的败北，飞浦面对自己曾心动过的女人，感慨万千。如果说在红高粱里，俄狄浦斯情结表现为是一种对原始英雄的崇拜；那么，在菊豆里，弑父娶母的命运悲剧已经完全展开；至此，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弑父成为了一种潜意识里的向往，娶母也是只能是一种在心底描摹过千百遍的愿望。尽管内心冲动万千，尽管爱过，渴望过，但是在结尾部分，当五院灯笼齐放，颂莲独自徘徊院内时，我们看到，摄影机被提到空中，大全景徐徐的展现出所有人都隐没入陈家宅院的情景。在那一瞬间，命运的至高无上性被体现的沉痛，抑郁，悲惨以及哀怜。是不是在重复俄狄浦斯的路？从勇敢的反抗命运到最终向命运屈服，张艺谋挣扎着，呐喊着，但他没有晦饰自己的迷茫。他用自己独有的坦荡把这种无奈化为他唇齿间的一次呼吸，轻轻的，正如李白的秀口一吐成就了半个盛唐一般，张艺谋的呼吸成就了中国电影中两部如此值得商榷和探讨的影片。

    张艺谋前期的三部影片中表现出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如此的明显和强烈，他张扬着，毫不掩盖。他塑造着他心中的完美女性，无论是九儿是菊豆还是颂莲，其实都是张艺谋心中某个时期所崇拜的完满形象。秋菊和家珍也无可例外，她们在变乱中的坚忍，执著。后者对命运的逆来顺受是显而易见的；前者即使很努力的去抗争过，但是，最后的结局仍是屈服。似乎其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已经在无意中淡化了：没有明显的弑父娶母，也没有很高大的英雄形象，但是，我们应该看出，张艺谋其实是把他自己爱的，崇拜的，欣赏的女性溶入到电影中的女性塑造中。他在这里张扬的，其实是他自身所最直露的一种俄狄浦斯情结，他恋的，是一种中华民族最深沉博大的美德：善良，开明，重义轻财，还有柔韧，种种的人生变乱中显现出的柔而韧，柔而不软，这样的无悲无喜，冷静和安宁，确实让他心之向往。

    正如斯皮尔伯格在紫色中塑造的那个外貌奇丑内心却美丽无比的女主人公，那其实是他心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张艺谋也是如此，他无畏的表现着，通过巩俐的扮相，没有丝毫的隐瞒和掩盖，一个又一个，他心中的俄狄浦斯坦荡而无畏的，就这样，赤裸裸的，展现。

    从这个意义层面而言，巩俐选择和张艺谋分开无疑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她虽然扮演过太多张艺谋心中的完美，可是，她终究是个独立的个体，有思想有头脑，在选择分开的那一瞬，也肯定有过如壮士断腕般的决，但是，巩俐很幸运，她如凤凰涅盘一般，获得了新生。俄狄浦斯在人类的成长历程中的影响是巨大的，任何一个人，无一可以逃脱他给我们笼上的虚幻而又真实的光环，如你如我，如张艺谋，都无可幸免。

    2.张艺谋电影与儿童心理分析

    儿童心理学是弗洛伊德最有影响的分支之一。弗洛伊德认为，性欲力比多与生俱来，贯穿于人的肉体生命和人格成长的全过程。特别是儿童时期四个阶段--口腔阶段、肛门阶段、生殖器阶段和生殖阶段--性欲力比多的发展情况对于人的一生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他强调了儿童时期的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性，认为儿童的第一个性欲对象往往是异性的双亲之一，而同性的父亲或母亲则被儿童视为第一个情敌。以后由于阉割情结的威胁，这种"杀父娶母"的愿望被压抑进无意识从而深刻地影响到人的心理和人格。

    张艺谋通过关注儿童心灵品性价值观的构成，靠近孩子们的眼界。他的电影活着、菊豆中通过儿童的角色描写有心无意的对孩子心理和观念的形成给予了特别地关注。观众可以通过对儿童心理构成的审视，把握他们行为的动机和结果。对儿童心理刻画在张艺谋的影片中作为语言的载体，从而理解影片中事态发展的内在结构。

    影片“菊豆”中不宜于天白心理成长的家庭，对其心灵的创伤是其后天造成创害的基本要素。天青（菊豆之夫杨金山的侄子）和菊豆之间有悖社会礼俗的行为，使得其子天白与一个正常家庭的生长环境根本无缘。天白名义上的父亲杨金山是一个魔幻的具体化身，在天白出世之前，一直对菊豆实施生理上的折磨，摔落山崖致残之后，金山从未表现出一个健康父亲的正常体格，天白既是“性情变态、扭曲的产物”遂会造成以后的结果。天白的“不可思议”和异常的行为明显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精神抑郁，寡言少语，二是对周围环境漠然紧张的抵触情绪。张艺谋自己言称“天白围绕在不青不白的氛围之中，无以话语的寄托”换句话说，天白的无语基于天青和菊豆二人私密的关系，遏制和压抑是天白无奈谨守的个人词汇。幼年的天白，与同龄段的孩子们相比，已是缺失了自然的欢声笑语。在此，张艺谋借助童年的心理构成分析展示了其父母的行为如何影响到了天白的成长。天白出生之后仅数月，例如，菊豆和天青遗天白与瘫痪的金山于房中，顾情幽会，放情做爱。菊豆和天青自顾自爱的情节也表现在天白四岁时，父母幽会忘于田中的天白在家中的染池旁遇到了充满敌意的金山。这种私密的关系附带的难以公开周全的处世方式，即造成对幼龄时期天白的忽视，同时也培育了天白抑郁的心理和寡言的性情。天白敌意和幽闭的心态也正是成于这一生活氛围，天白亦不能公开表示他对此二人私密关系的愤怒，愈加孤僻内向。天白愤恨之情通过三个具体的事例呈现了出来，并且，其中的两个事例直接造成了悲剧的后果。其一，十岁的天白手执砍刀追逐一位在背处嘲笑他母亲和天青不轨之为的少年。这一事例不仅表示缺少正常的社会方法也表明天白只能把他的愤怒埋在心中。其二，金山淹死于染池之中，天白在一旁放声大笑。虽然事实上年幼的天白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而，这似乎是在表明，天白对“假冒”的父亲的死亡感到高兴，这是一个先兆，这种心情在第三个事例中进一步明确。第三个事例描述了天白把在缺氧的地窖中幽会昏迷的天青从地窖中拖出并扔进染池，又用木棍将挣扎至池边的天青重击入水，治死天青的过程。在此，人们看到金山的变态在天白的身上已经演绎和恶化为仇视和毒害。影片活着中母亲家珍和儿子有庆之间的亲情，既不同于“菊豆”中的嫉恨和隐晦，亦于共生和纯粹的亲情关系。这一种发展状态，称为“潜在空间”或为社会品性的母婴关系，联系到作为母亲的责任心、慈爱心和可靠性，并且给予婴儿直接的和持续的照应，形成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孩子将来与外部世界的全部交流通过母子之间的“潜在空间”先期完成。总之，母子之间健康的“潜在空间”的发展状态，是培养孩子健康的心理意识和社会成长的基本因素所在。孩童的心理感应在中国当代的电影之中常常有所表现，影片“菊豆”让我们看到外部的创力对孩子的影响“活着”让我们思考质朴的亲和力。关注和理解儿童的心理，帮助我们领悟影片和电影的意图。

    3.张艺谋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看来，无意识不仅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主要部分，而且是生命的动力和内驱力。自然，美也属于无意识，它是本能冲动的升华。在他看来美是无意识的欲望，特别是性的欲望。文学艺术如同做梦一样，是受压抑的无意识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艺术家“用他那最个性化的，充满欲望的幻想在他的表达中得以实现，但他们经过了转化——这转化缓和了幻想显得唐突的东西，掩盖了幻想的个性，并遵循美的规律，用快乐这种补偿方式来取悦于人——这时他们才变成了艺术品”而是作者主人公，往往是导演的化身。他以自己的无意识为进行出发点，当然这是自觉的，导演创作遵循了一条由痛苦到快乐的原则。那就是说，欲望未满足时的痛苦；通过创作的幻想形式，欲望得到满足，因而也是快乐。而在电影艺术中女性——欣赏的对象、性欲的对照、作为导演对象有着极为特殊的观看意义。电影所表现出来的观看的意义，也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个单一而普遍的模式──带著情欲意味的男性目光。反之，我们提出了一个意在从三方面考察观看的框架：其一，就他人面前的表现而言的观看；其二，就摄像机、角色和观众投向另一个角色的目光而言的观看；其三，角色本身的主体性凝视在剪切画面和定位镜头的电影语言中的表达。值得再提的是，同样没有甚么肯定而普遍的意思能被赋予上述任何一个方面，它们的意义总在发生著历史性和社会性的变化。女性角度来看，中国电影里的女性既不总是被塑造成被凝视的客体，也并非被排斥在公共空间以外，这个事实初看起来是很令人欣慰的。巩俐在多部张艺谋的影片中饰演了各色各样角色，其中包括在红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和活著中饰演的母亲角色。但她的明星形象与谢芳的一样，并不具太多的母性。例如在红高粱中，叙述者称她为“我奶奶”，而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人物却是一个离“奶奶”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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