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历史上改朝换代,抑或政局动荡之际,总会有一批人要揭竿而起,铲除异己,自立为王。这个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应该不应该的问题。
于是就有造反派和革命派,与之对照的就是保皇派和造反派,保守派和改革派了。其实这两者之间都是好人,还是从宋朝的两个名人说起吧,有一个被列林誉为中国11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他的对立面就是那个也是好人的,写了一个资治通鉴的,小时候还因为机智砸缸救人的司马光。
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斗争,就是改革与保守之间的斗争。王的改革,是要消弭弊政,革故呈新,虽说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可这种改革毕竟触及了保守派的利益,于是改革受到了极大的阻力。于是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改革要改什么弊病,革谁的命。
这样一来,就无形中产生了“既得利益者”也就是那些保守派的百般阻扰,在专制的皇权社会里,天下的财富都是皇帝家的,你一改革,就必然要让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受到侵犯,他们势必要阻扰,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不是王安石不知道这个厉害关系,也不是司马光没有读懂推陈出新的历史意义,关键是,王安石代表的是皇帝,有所作为的皇帝是希望四海之内的臣民都过上好日子;而司马光也不只是代表他个人,司马光的背后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是水火不容,矛盾不可调和的原则问题,为什么要把既得利益拿出来与别人分享呢?
问题的根源在这里,于是渐渐的演变。你是既得利益获得者,我是非既得利益的一批人,都想过上好日子,都想过上“以禄授其私”、“以官随其爱”于是要改革,浅层次的就是政党轮替,或许有点民主的意味;深层次的就是要“敢于砸破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
所以说,历来的造反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官逼民反说的就是这个;革命无罪,革命成功了,你就无罪,你就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革命失败了,别怪我搞白色恐怖,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这个道理和历史我们都看到或听说了。
再说那个从小就品质优秀见义勇为的司马光,他阻碍了王安石的改革,他照旧名留青史,并没有后人认为他做错了什么,相反,对于这个励精图治,为民造福的王安石大人,自从宋朝开始,尤其是司马光当宰相后,就没有一个人说过他的好话,就算是到了清乾隆年间,只有一个饱学之士,在历经沧桑过后,才致力于为王安石说了一句公道话,当然这个人是王安石的乡党,也是江西人,他的名字叫蔡上翔。他估计把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话奉为箴言:书以道政事,春秋辩是非。他搜集了有宋以来各路大家对王安石的评价,居然没有一个人说过王安石的好话,于是他用最简单的历史考据手段,用搜集来的文字和实录,从文字的缝隙里找到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王安石并不是坏人,坏的是,他没有处理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王安石于是改革不彻底,对皇上没有交代,对同僚又损及利益,对百姓有始无终。成为三方面都不讨好的历史人物,这样一来,谁还会喜欢这个执拗公呢?
后来的一些改革以及革命,我们从书本上都了解了一些,有的成功了,成功的基础是处理好了各方面的利益。处理不好的改革和革命基本上都流产了。
今天我们还是需要“造反”的,还是需要“革命”的,关键是造反前,革命前,要深刻领悟,你在造谁的反,你在革谁的命,如果糊涂的如阿q一般,把自己的饭碗给造没有了,把自己的命给革死球了,就得不偿失了。
读史做笔记,不说当今事。高举造反的旗帜,把革命进行到底,人民万岁,造反有理,革命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