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视野下第二的真实生活

阿随之类的工作“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子君在涓生眼中已经不再是当日让他震撼、让他倾心的新时代女性，而变得跟传统的中国女性无异了，有点庸俗了。在这种状况下，子君的爱情梦已经做到头了。并终至产生了爱情悲剧。

    事实上，造成子君的爱情悲剧的正是她自己，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封建意识在她的脑子里已根深蒂固了。在与涓生同居日子里她就履行着女人婚后的角色，沿着传统规范的生存价值观与生存的方式走下去，而忽略了曾经和他一样受过新文化思想熏陶的涓生的感受，两个人的思想隔阂了。

    家庭生活的平淡与不屑，磨平了她性格的棱角，消耗了她战斗的锐气，当初那崇高的理想与远大的抱负早己丧失殆尽，同时也失去了一切自主的能力。她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从父权的奴隶转为丈夫的附庸，做涓生的贤妻与听从父命而为人妻，其结果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她的所谓“我是我自己的”只不过是“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2而已。这使她徒具妇女解放的思想，而没有一定的经济权力作基础，因为“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所以她的悲剧结局也就不可避免了。

    子君最终仍回到那个封建大家庭中去了。可见，个性解放离开社会解放是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的。鲁迅在1923年12月26日有过一篇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他在该演讲中指出，娜拉在那样的社会里，从家庭出走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他指明，出走并不意味着女性真的走上了解放的康庄大道，如果她们没有经济独立，被奴役、被压迫同样存在。作品以子君的结局告诉了我们，子君实际上就是出走后的娜拉。

    对于封建男权社会强加于女性头上的压迫，离婚中的爱姑是一个敢想、敢说、敢反抗的女性。丈夫要离弃她，她就整整闹了三年，同是农村妇女，爱姑身上要比祥林嫂多些野性，多些反抗精神。但由于自身缺乏良好的教育，爱姑和祥林嫂一样同样意识不到她的真正对头是不合理的封建制度，而以为欺压她的只是丈夫“小畜牲”和公公“老畜牲”她的反抗也只是因为自己本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丈夫却要弃她另寻新欢，所以她必须拚命争得合法夫人的地位。可见，在爱姑貌似解放的野蛮性格背后，遵从倍守的仍是“从一而终”的封建信条，她倔强反抗的目的还是要维护封建纲常伦理，维护以“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为纽带的形同虚设的婚姻家庭关系，甘心做稳封建家庭的奴隶。由此可见，爱姑和祥林嫂是同样的受封建礼教毒害，而且这种毒害已深人到骨髓，让她们根本无法思考或看到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所以说“爱姑虽然已有了做为强者的条件，但却摆脱不了弱者的意识，统治者掌握着妇女的意志，而且爱姑已习惯了妇女被掌握的世俗意志，对统治阶级以产生依赖，直至盲从。”3由她见到七大人后的表现可以看出，她表面上据理力争，态度坚决，但心里却七上八下，瞻前顾后，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七大人，并不像爱姑所幻想的那样知书识理，讲公道话，会同情她支持她，而是仍然要维护“公婆说走就得走”的封建礼法、封建秩序，他凭借自己的权势、地位，几个动作、几句话就把爱姑压服了。同七大人这个封建势力代表人物的交锋中，一句“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的”就这样，爱姑主动地缴械投降了，这也标志了封建权力关系下妇女反抗的最终结局。

    小说中爱姑由最初的坚定不移的反抗，到最后不由自主的妥协，则真实的表明了在封建礼教专制下妇女即便想达到自己的要求并不高的生活目标，即使付出高昂的代价也相当不易。因此，妇女群体的觉醒和抗争，是需要与社会的全面改革和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的。

    三

    鲁迅对女性弱点的批评是比较尖锐的。他说：“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而不如。”4正是基于这样认识，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塑造杨二嫂、柳妈、七斤嫂这些灵魂扭曲、性格变异的女性人物形象。

    温柔多情、同情弱小是女性自然人格中的本能。然而，五千年以来，上古传承下来的封建礼法让中国女性长期处于强权压迫之下，囿居于狭小的生活圈子里，过着单调沉闷的生活，缺乏见识和胸怀，使之较为男性拥有更多卑微和痛苦，几乎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和尊严可言，既得不到来自社会的关怀和尊重，也得不到男权领域的认可和同情。表现生活上，就是这些女性的性格在长久压抑下造就了女性病态的人格，产生了强烈宣泄的欲望，遂至于害人、害己。鲁迅的作品中靠出卖自己的兼价劳动力而生存的柳妈、以及风波中的七斤嫂和故乡中杨二嫂皆是类此的可笑而又可悲、可憎而又可怜的妇女形象。

    杨二嫂是故乡中的二线人物，作者寥寥数语，通过“豆腐西施”这样一个绰号，就可以让我们联想杨二嫂昔日肯定是位容貌不俗的女子。可是现在“豆腐西施”变成“凸颧骨、薄嘴唇”“两手搭在牌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趁人不备“拿了那狗气杀(养鸡的器具)，飞也似的跑了”的描绘中可以看出杨二嫂不仅外貌变丑，而且沾上了很多坏习气。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到“为了不被这个世界所吞噬，日复一日杨二嫂磨去了身上一切美好的秉性”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病态社会赋予的。

    在故乡中，杨二嫂是作为陪衬人物出现的。是以“她的尖酸、刻薄、自私贪小来烘托闰土沉默寡言、勤劳善良良好品性的。虽然着墨不多，但我们仍然能看出其中作者赋予的深意。就是在于想说明由于旧社会的毒害，才使杨二嫂这位原本美丽、良善的女子走上了日益堕落的道路。在于可揭露“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而下层社会中的妇女尤其不幸”的主体思想。

    和刻画“豆腐西施”杨二嫂不同，对于祝福中的柳妈的形象的塑造鲁迅明显地流露出厌恶与鄙视。“打皱的脸”和“干枯的小眼睛”这不仅仅传神的展现出柳妈的外貌，还披露了柳妈阴暗丑陋、污浊不堪的心理特征。

    柳妈是祥林嫂人生悲剧的制造者，是她瓦解了祥林嫂对生活的信念，使其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是她关于祥林嫂头上伤疤的议论，让样林嫂背负着终身无法磨灭的耻辱，而备受各方利刃般奚落和鄙视，产生了极度的自卑感。更是她的关于阎罗平分女人的恐吓，让祥林嫂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对于祥林嫂的死，柳妈不能不算是元凶和始作俑者，有着推卸不掉的责任。在整篇小说的叙事激情中，鲁迅要表达是柳妈决不是一个“吃素”、“不杀生”的“善良女人”她既是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现实生活中，不仅是那个社会有柳妈，现在社会也有柳妈，将来还会有柳妈。造成这种人格裂变的实质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坚不摧，已经渗透到生活、社会的各个角落的封建专制思想。

    小说塑造的柳妈形象正是在于鲁迅要揭开的“病苦”产生的根源，目的是“引起疗救的注意”

    让国人振奋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掀开了全新的历史页面。但并没有及时给农村吹去新鲜的空气，带来真正的变革，真正瓦解历史遗留的种种思想糟粕。彼时生活在江南水乡鲁镇的广大农民仍然囿于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的统治之下愚昧无知、自私麻木、落后保守，缺乏起码的民主觉悟和进步思想，在社会形式的各个方面仍处于被奴役，被压制地位。好在他们麻木了，一切都无所谓。

    七斤嫂是鲁迅在小说风波中塑造一个融汇了女性最多弱点的乡村妇女形象。这个势利、胆怯、泼悍、乖张、刻薄、强悍、泼辣的女性虽然也不是“风波”中的主角，却是个令人难忘的活跃人物。她挥舞着一双“筷子”动辄戳到对手的鼻梁跟前，骂丈夫、斥女儿，出语刻薄地回击古道热肠，心地善良的八一嫂，处处显示出她的强悍、霸道、丑恶作风。然而，在“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实为封建余孽代表人物的赵七爷跟前，她立时矮了一大截，泼辣之气遁于无形，小心翼翼察言观色、战战兢兢打探口风，对于封建权威的极度恐惧全部暴露出来。从这一点看，七今嫂正是那类我们惯见的“欺软怕硬”灵魂丑恶的人物。

    我们能理解她在当时处境下的焦灼和烦恼心情，却难以容忍她对弱者的偏执与乖戾态度。鲁迅在小说中塑造这一人物形象不仅仅是批判类似女性的自私和愚昧，似乎还有针对当时社会人们面对各方压制表现的麻木与顺从的嘲讽。甚至表现的是一种更深层对当时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

    鲁迅先生十分重视妇女解放和女子教育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篇章在其著作中占有很大比重。我们从鲁迅先生揭示妇女问题的三十多部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旧中国妇女的悲惨遭遇的悲愤写照和深切同情。

    不管是祥林嫂，子君抑或七斤嫂不管是人生境况中叛逆者，还是抗争者，抑或屈从者都具有一种特质，那就是最终无法摆脱悲剧命运的结局。何以如此呢？最好的解释就是诚如先生自己所言“所谓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因为美好的毁灭必然会引起人内心的震动，从而产生一种情感的波动，因为生活都是不完美的。”正是基于这种思想，鲁迅在小说中都将这些女性作为“人类以往全部历史的产物”打破了封建伦常，颠覆了几千年的“妇者服也”即妇女对男人的仆从地位，站在人类的立足点上，为女性解放作着不懈斗争，将批判的笔锋指向历史也指向现实，论时事，砭锢弊，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理性的分析，鞭挞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歪曲和诬蔑，为女性鸣冤叫屈，平反昭雪，清洗污垢。于此同时，鲁迅先生还沉痛地揭示并批评了妇女在沉重的历史负荷下形成的精神弱点，并就此提出克服这些弱点的方法。正是这些与众不同的思想特质，使鲁迅先生的作品超越了文本本身的约束，体现出他对女性的真情关爱和一种力促“实现女性的真正解放”神圣的使命感。从这一点来说，鲁迅的小说不仅对五四时代妇女争取解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当今仍然属于“第二性”的妇女摆脱社会旧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束缚，争做自强自立的女性，仍有积极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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