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脚和大脚

她的怀里听着，手里把弄着她衣服上的“葡萄结”后来我知道其实小脚奶奶自己也怕打雷，打雷时她搂着我也是给自己壮胆吧。

    小脚奶奶的三个孩子在上海工作，因为出身的问题，他们行为上谨小慎微，思想上又积极上进，常常有来自上海的人到大队里调查，大队干部对俩位老人的品行是相当肯定的，虽然因为那十几亩地，让俩位老人和她的子女们戴上了一顶“开明地主”的帽子。我的姑姑们和大伯们艰难地入了党，当上了或大或小的干部，但回家的次数是少之又少，甚至几年不回家一趟。听说小姑还在她居住的原来虹口区法租界的小洋房上面贴了大字报：和剥削阶级的家庭划清界限，永不来往！

    我上学了，也不再缠着小脚奶奶讲故事了，我常常看到她在悄悄地落泪，小脚奶奶思念着她远方的游子，在期盼中，在翘首的等待中静静地度过了她的晚年，一条来自城里的小船把小脚奶奶带走了，无声无息，没有葬礼。那年我12岁。

    我也喜欢大脚奶奶，毕竟是我的亲奶奶，和我有血缘关系，可大脚奶奶没读过书，不会讲故事，就是讲“木肚女婿”的故事也没有小脚奶奶讲得好听，她只会讲一些过去的东家的一些事情。她走路像一阵风，一天到晚忙碌着，我的婶婶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农村女人，也不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出身，而是“中农”但下嫁给“地主”家，平时彼有些怨言，尽管我的小叔是个非常出色的农民画家，农民艺术家。婶婶在家里不大干活，除了去生产队挣那固定的工分。家里一应大小的事情全由大脚奶奶做，做饭，烧菜，喂猪、喂羊，养鸡养鸭，打扫庭园，侍弄自留地。大脚奶奶好像从来不知道累，好像那个成份是她的罪过。

    1978年我们一家进了城里，大脚奶奶仍在乡下，上海的儿子女儿们都有钱给她，每年也都来看她，改革开放了“成份”也不那么讲究了，大脚奶奶精神上终于轻松了。

    因为和婶婶在生活上有时会有分歧，她干脆一个人另起炉灶，做好了小叔家的饭，再做自己的饭。自己想吃什么就做什么，也怡然自得。

    我们老家是城市的近郊，一条沪杭铁路，铁路南面是城里，铁路北面是乡下。我有了小家庭，有了孩子，回家看大脚奶奶的次数也少了，大脚奶奶却常常柱着拐杖穿过铁路来看她的玄孙，那精灵古怪的小生命一口一声“太婆”还常常会把太婆的拐杖藏起来不让太婆回乡下。这时大脚奶奶心花怒放。口口声声说：太婆好福气啊！回到乡下，逢人便说她的小玄孙如何如何可爱，如何如何聪明。

    女儿5岁的一个夏天，我们一家三口去杭州，大脚奶奶又来看小玄孙了，家里没人，因为单位离家近，她又摸到了单位，同事告诉她我们去杭州了，她带着满腹的的遗憾回到家里。在穿越铁路时，正好有两列火车交换通过，老眼昏花的大脚奶奶被其中一列火车带走了，走完了她的人生。那年，大脚奶奶86岁。

    当同事告诉这一消息时，我晕了过去。回到乡下，大脚奶奶静静在躺在床上，身子如一个小孩那么小、那么轻。如果我不去杭州，大脚奶奶不会这样就走了，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原谅我自己。

    上海的儿女们都来了，大脚奶奶的葬礼很隆重，我听见六个子女都叫她“姆妈”了，我想大脚奶奶会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