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的话语对象

你听听他借谷禾父亲之口说的那一番话：“农民有啥不好？农民就低人一等？你爸我一辈子没有占过任何一分厘的便宜，活得直着哩你读了那么多的书，书上不都写着吗？做人就要本本分分。本本分分的意思就是：做老师你就要好好教书，做农民你就要好好地种地，做工人你就要好好地上班。”多么掷地有声。“父亲注定了要在不知不觉之间把他培养成为一个诗人。”“父亲影响着他的一生。父亲左右了他的一生。”作为农民的儿子，诗人谷禾是幸运的。作为农民的儿子，白连春是值得骄傲的。他为农民说话，真正的诗人和作家总是为农民说话的。

    白连春对农民的感情是真挚而细腻的。小说中许多细节的描写都因表达作家预定的主题而设、而生，读来是那么的亲切。比如，白连春写他和谷禾父亲几个在火车上“老人不好意思起来，他的脸竟在黧黑中挤出了些许嫣红，像初春枝头上绽放出的第一朵桃花。”多美的比喻，只有对农民有着真挚感情的作家，才想象得出如此贴切而高明的比喻。还有，白连春写谷禾父亲“站起身面朝着我放屁”的细节，也只有真正了解农民、熟悉农民的人才能观察到这一点，才能领悟到农民“从不在粮食上放屁，也从不对着人放屁，是因为粮食是农民一手一脚种出来的”这一层的内蕴。“粮食和儿女和爹娘一样哩。”“土豆是天底下最养人的粮食，不信，你回家问你爹去。老人脸上的肌肉一丝一丝激烈地抽搐着，显然他心里很不平静。”如此看重粮食，如此不容对粮食的亵渎，这才是真正朴实的农民的心境。而朴素的灵魂是优秀的，难怪白连春要为农民说话。

    白连春对农民的描述，不仅只停留在对农民的颂赞方面。他更多地是如他自己所言，写农民生活的艰辛和困苦。谷禾的父亲是千千万万个“活得直着哩”的中国农民的缩影与代表。为了生存，像他这样的农民父亲们不知吃过多少苦头。正如小说家在作品中所记叙的那样：一九六〇年前后，中国经历了一场大饥荒，饿殍遍野。那时的中国农民不识字，不会写，也不会说，就像聋子和哑巴一样，也没有人肯站出来为农民说一句公道话。大饥荒过后，中国农村也无多大起色。当生产队队长的谷禾父亲，只因自己的孩子饿了，掰了队里的棒子，而惩罚自己，将自己挂在槐树上，几乎酿成悲剧。再到以后一点的岁月，谷禾父亲为省两块钱的化肥钱，竟步行四十公里，将两包日本尿素从县城挑回赤沙庄。那时谷禾父亲穿什么？穿一件两个儿子相继穿过多年之后破得不能再破，看上去“毛衣不是毛衣，布衣不是布衣的五颜六色的花衣服”苦难的历程，使得谷禾父亲对粮食格外珍惜、警钟。他告诉他的儿子“你应该一辈子都记得的，人什么时候都不能糟践粮食，粮食是老天爷给我们活命的东西，怎么可以拿来糟践呢？我今天失手打了你，是因为你不珍惜化肥。化肥是粮食的命。”到如今，农民的命运又怎么样呢？也不见得全都像报纸上吹嘘的那样好，挤兑了水分，也就会发现白连春并非为改革开放抹黑。铁的事实证明，在中国农村，还有不少贫困乡村的农民远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正如谷禾父亲们一样“辛辛苦苦干一年，一分钱也换不来，连过年买盐的钱都没有。要想过个好点的年，他们就必须出去打工。”“他们中的许多人，出门连车都坐不起，如果想不走路，他们就只能扒车。”谷禾的父亲年近花甲，也加入了“扒车”的行列！中国的农民实在经历了太多的艰辛和困苦。然而，有谁来为他们说话？亲如农家子弟的人们都坐视不管，岂不令人伤心至极！你读着白连春的作品，不得不为他的赤诚呐喊而震撼整个灵魂。当我写着这些文字，再次读到赤沙庄的那个“魂”——三丈留下的遗书内容时，不禁潸然泪下。“乡长啊，求求你免了赤沙庄的提留吧。”那“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认真得一笔一画都很吃力的字，一个个都变成了手，它们抓着，揪着，撕扯着谷禾的心”也撕扯着每一位有良知的读者的心。我终于彻底明白，白连春为什么要如此不遗余力地为农民说话。

    读着白连春的作品，我们还发现，白连春笔下的农民形象是完整的，既有朴素的外表，又有优秀的灵魂，甚至所有与农民有着渊源，与农民同声相息、休戚与共的人们，都是其颂扬、称赞的对象。在小说中，作家除了对谷禾父亲浓墨重彩进行刻画之外，还勾勒了几个不同的人物形象。这其中，有缺了一条腿的白发老人——乞丐老杨头，作家写道：“夜里，我和老头儿就搂在一块儿睡了。我们搂得很紧，几乎搂成一个人。”作家并没有因为他是乞丐就嫌弃他，甚至在接受谷禾父亲的好意之后，他发现：“人在爱着的时候是相同的，是可以把对方拿来当作自己的慰藉的。”在这里，作家又打了个比方：人在爱着的时候绝不会装模作样，就如同两小块土疙瘩粘到一起。是啊“人只要相互贴着心，就容易爱。”一旦我们把自己的心贴在农民的心上，就会真正爱上他们，为他们说话。

    小说中还有一个人物，不得不提请读者朋友注意，那就是谷禾的岳父。白连春幻想他还有一个没出嫁的女儿。在他心中，谷禾岳父是一个隐居闹市的儒商，翩翩然独立于浊世。甚至作为“生活的观察者”作家以为其貌不扬的他，有一双“历尽沧桑仍天真可爱，目光纯净如刚滴出山口的清泉”的眼睛。因此，他说：“我还是爱他，就如同一棵小杨树爱它身边的老杨树一样自然和纯粹，充满幻想，又没有企图。”白连春对一个小城的商人缘何如此敬重、抬爱呢？原因竟那么简单，那就是这位隐居闹市毫不出名的儒商“一下就拿出三万块钱”来拯救谷禾的父亲“其中两万是他找了五个朋友才借齐的。”关心农民的人，自然受到“要为农民说话”的作家的尊敬，这是一种必然。

    说来说去，我还必须提到一点，那便是作家白连春几次写到谷禾父亲的那双为饱经风霜与磨难的农民所特有的手，并且好几处都用上了“白森森的骨头”这样一组字眼，还不惜笔墨描述他的左手和手上的三个旋。关于“手”的特写，我以为目的在于借手来反映农民生活的艰辛与困苦。那样一只刻满疤痕的手，就像一个显著的标志，立在我们的眼前和心中，时刻警示我们：“是农民养育了你，你必须为农民说话。”

    “我要为农民说话。”白连春以他的睿智和勇气实践了他自己的文学主张。尽管他感到势单力薄——“我们非常疲倦，但是紧张得一点睡意都没有”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言：“你知道，我们是去拯救我们的父亲的。”我相信“为农民说话”的人不会永远感到孤立无助。总有那么一天，会有众多如白连春一般的作家加入到诸如“拯救父亲”之类的行动中来，也学着白连春的样，大声呐喊：我要为农民说话。

    “为农民说话”必将成为我们新时代文学的永恒的主题。

    2001年3月初稿于桃花江畔，2005年8月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