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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 1939章:人人尽说江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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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土地。尤其是灾年,地主用各种手段让拥有土地的农民变卖自己的土地和房产沦为佃农。 土地兼并往往在一个朝代的后期表现突出,它是封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地主阶级力量增强的表现。当土地兼并严重时,两种矛盾突出起来。一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二是封建国家同地主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将出现两种结果,一是封建政府采取抑制兼并的措施,使兼并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二是直接导致农民战争的爆发,因此每个王朝的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许多有志之士便站出来,试图调整治理土地兼并,目的是限制土地兼并,确保自耕农利益,限制大地主利益,以维系封建统治,保证国家稳定的财政收入。较为著名的有:北魏至唐朝前期实行的均田制,宋朝的王安石变法,以及后来的张居正变法,维持得很,王朝尚能多活几年,一旦失败,基本上来得也快,去得也快!“

    就在杨峥思想开小差的这么一会儿功夫,况钟已喝了两杯酒汤,继续说道:“尽管朝廷不乏有志之士对此做出了努力,先后降低税收,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打击豪门地主隐瞒土地的措施,但终究是不得法,每年仍有大量的税额拖欠下来,以致于作为鱼米之乡的苏州流传着一首歌谣:“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

    农民佃种地主的土地,受到的剥削更为繁重。地租最少也要占到农民收成的一半以上。苏州地租每亩有高达二三石。除了高额地租之外,地主还挖空心思地进行额外榨取,百姓苦不堪言,苏州自永乐年赋税就一直收不上来,到洪熙年,欠粮392万石;松江府,从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不得不免征几百万石。宣德初年,苏州府累计拖欠至790万石。宣德五年,松江额定征收田粮的起运部分为43。9万石,实征6。6万石,只征得15%。实在如有人所说:“只负重税之名,而无征输之实。”从朱元璋时候起就一直颁布减轻税额的诏令,但多数情况是朝令夕改,言而无信。因为江南是朝廷的财赋重地,承担着官僚、勋贵的巨额俸禄支应。到宣德年间,苏州的赋税已到了几乎不能收缴的地步,大批农民沦为佃户和奴仆。江南“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不少郡县有的地主占有佃户多达千人。大部分佃户自己没有土地,仅有部分生产工具。他们要把产量的六成甚至八成交给地主。地租之外,还要受许多额外的勒索。如承佃时要交“批礼银”和“批赁”、“批佃”、“移耕”、“写礼”等钱,逢年过节要献“冬牲”、“年肉”等礼物;地主下乡收租要供给酒饭,交租时要挑粮上门。大斗收租,小斗出粜,更是地主惯用的盘剥手段。广大佃户今日完租,明日乞贷,勤劳一年,依然冻馁!“说到这儿况钟轻轻一叹道:”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只道江南富庶天下无地可比,可这里的百姓穷苦还不如蛮荒之地,这还是大明最好的年月,经过洪熙年的调整,陛下登基之初,励精图治,与江南多有整治,起其考成之严厉,官吏督催不可谓不卖力,朝廷因税粮缺额而草职查处者也不在少数,税粮逍欠仍然如此之多,究其愿意,并非大明官员不卖力,能力不够,事实上从永乐后期,来苏州的知府个个都是正途出身的进士,个个饱读诗书, 与政务上也都是一把一的好手,可与苏州的治理上效果却不尽人意,这不是官员不尽力,实则是苏州百姓太苦了,纵然朝廷体恤,减免赋税百姓的日子仍不好过,事实上本朝自洪武爷定下的三十税一的规矩,三十分之一,就是农民把一年收成中的三十分之一一上交国库,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相当厚道,比起历朝历代的税收都要低了不少,可即便是如此,百姓仍苦不堪言,之所以有这种结果,说到底经永乐的盛世后,洪熙、宣德的承平,朝廷的威严不如洪武、成祖爷,加上苏州富户、大户、王侯公孙、地主豪门着实不少,他们通过科举,不断的输送读书人,这些人在朝廷做官,再反过来为他们说话,久而久之朝廷与苏州真实情况着实不多,人人还沉浸在天上天堂,地下苏杭谚语当中,殊不知境牵吟咏真诗国,兴入笙歌好醉乡苏州,已是田赋重,赋税拖欠,百姓生活艰难,每年的秋收卖儿弼女不在少数,弃田逃亡大有人在,让偌大的苏州城,人口竟不如洪武的一半,说起来如今的天下也算是盛世,可结果如此,天下谁能相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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