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比河上游二三百英里的各地之间航行的几只邮船上当过两年事务员——因此他谈起那一带地方的地名和其他情形都显得很熟悉。我在战前曾经在那一带地方住过两三个月,我对那儿所知道得很有限,所以容易被那孩子哄住,要是一个土生的路易斯安那人,那也许不等他说到十五分钟,就可以发现他露出马脚了。你知道他为什么说他情愿死也不肯解释他那几个阴谋的暗号吗?那就是因为他无法解释——那些记号根本没有意义,他是由想象中凭空捏造出来的,事先事后都没有考虑过;所以突然问起他来,他就想不出什么说法来解释。譬如他对那封“暗墨水写的信”里隐藏着什么秘密也说不出来,充分的理由就是那里面根本没有隐藏任何秘密;那封信不过是空白的纸张罢了。他根本没有搁什么东西到大炮里面,而且从来没有打算过这么做——因为他那些信都是写给一些想象中的人物的,他每次藏一封信到那个马棚里,老是把前一天放在那儿的一封拿走;所以他对那根带结的小绳子并不知道,因为我拿给他看的时候,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可是我一让他说明来历,他马上就照他那异想天开的派头,承认那是他放的,而且因此收到了一些很妙的戏剧性的效果。他捏造了一个“盖罗德”先生,还有什么证券街十五号,当时已经根本不存在了——三个月以前就拆掉了。他还捏造了那位“上校”,我所逮捕的并且和他对质过的那些无辜受累的人,让他天花乱坠地说了一大堆来历,也都是他捏造的;“乙乙”也是他捏造的;一六六号也可以说是他捏造的,因为在我们到大鹰旅社去之前,他根本还不知道那儿有这么一个房间。凡是需要捏造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件东西的时候,他都随时捏造得出来。我要他说出“外面的”间谍,他马上就把他在旅馆里见过的一些陌生人形容一番,其实连他们的名字都不过是他偶尔听到过的。啊,在那惊心动魄的几天里,他一直在一个有声有色的、神秘的、浪漫的境界里过日子,我觉得这个境界对他说来是真实的,而且他想必是一直从他的心坎里欣赏着它的滋味。
可是他给我们找了不少的麻烦,而且使我们受到了说不完的耻辱。你看,为了他的缘故,我们抓了一二十个人,把他们在要塞里关起来,还在他们门口安了哨兵。被捕的人有许多都是军人之类,我对他们是无须道歉的;可是其余的人都是全国各地的第一流公民,无论你说多少赔罪的话,也不足以使他们满意。他们简直就大发脾气,给我们闹个没完!那两个妇女呢——一个是俄亥俄一位议员的太太,另一个是西部一位主教的妹妹——嘿,她们尽量对我说的那许多侮辱和挖苦的话,和她们所流的那些冒火的眼泪,成了一份纪念品,大概可以使我很久都记得她们,——而且我是会记得的。那位戴护目镜的瘸腿老先生是费城的一个大学校长,他是来参加他侄子的丧礼的。他原先当然是从来没有看见过威克鲁的。嘿,他不但错过了丧礼,被我们当作叛军间谍关起来,而且威克鲁还站在我的营房里无情地把他说成加尔维斯敦名声最臭的一个流氓窝来的伪造犯、黑人贩子、偷马贼、放火犯,这种侮辱,这位倒霉的老先生似乎是根本不能忘怀的。
还有军政部呀!可是,真晦气,这一段我就不去谈它了吧!
附注——我把这篇故事的稿子拿给少校看,他说:“你对军队里的事情不大熟悉,这使你弄出了一些小小的错误。不过连这些地方也还是写得有声有色——随它去吧,军队里的人看了会笑,别人可看不出毛病来。你把这个故事的主要事实都说对了,叙述得和实际发生的情况大致相符。”——马克·吐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