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鸿就写《长恨歌传》;白行简写了《李娃传》,元稹就写《李娃行》。历来被看作高雅艺术的诗与通俗文学传奇,竟然毫无障碍地“同流合污”。
这是中晚唐的时代精神。
的确,由于越来越多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并逐渐成为官僚队伍的主流,文学艺术的平民化已是大势所趋。事实上,正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指向未来,古文运动也是借复古之名,行创新之实。韩愈和柳宗元们反对四六骈文,则其实是要颠覆门阀士族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
因此,韩、柳的文章都明白如话,决不晦涩难懂。比如韩愈的《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此而已。又如他的《杂说四》: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至于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更是不押韵的白话诗: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白居易的新乐府就更是如此。据说,他的乐府诗是连普通民众都能听懂的。难怪同时代的日本人欣赏唐诗时更偏爱中唐,在中唐诗人中又最喜欢白居易。毕竟,那时他们正在向中华文明学习,而且“文化程度还不高”。[276]
但这并不妨碍白居易写出极其高雅的七律: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277]
与盛唐一样,这里面体现出的仍然是大唐精神,是个性的张扬和幸福的追求,只不过个性更加鲜明,对幸福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所以,韩愈可以因坚持己见而得罪皇帝: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杜牧也可以不管不顾地流连忘返于红灯区: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278]
同样,他们可以一面谈情说爱,一面忧国忧民;昨日指点江山,今朝礼佛参禅。因此,尽管柳州城“惊风乱飐(读如斩)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长安和洛阳的牡丹花下仍是游人如织。那是一种时尚,与贵贱穷达无关。相反,官僚政治和派系斗争时代的士大夫,早已习惯了宦海沉浮。君不见,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279]
牡丹也一样。
只不过,牡丹花会被代以黄金甲。
是的,黄巢用他的《菊花》诗,以批判的武器为唐诗精神做了总结,也靠转战南北,用武器的批判为世界帝国画了句号。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十二月,他攻陷了大唐的东南口岸福州,又在次年兵临广州城下。担任广州节度使的要求被拒绝后,黄巢破门而入,屠杀了坚持抵抗的居民,其中便包括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和琐罗亚斯德教徒。这些外国人是丝绸、瓷器、茶叶、樟脑等中国产品的出口商,黄巢却连桑树都砍掉了,让阿拉伯人很久穿不上漂亮衣服。[280]
这一切,长安市上酒家眠的李白可曾想到?
应该想不到。但传为他所作的《忆秦娥》,却不妨看作长安和长安所代表之时代的悼词: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没错,大唐灭亡后,长安将永远不再成为帝都。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城市,也将是几乎全新的文明。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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