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0—1931年

，平整的人行道。大宅之中，在一幅窗帘后，客厅里还亮着一盏灯。这里让人乐于重返它的怀抱，这是一个家。

    每隔一个星期，星期四吃完晚餐以后，尼尔森太太和我会跟墨菲太太及其他六位女士一起缝被子。这群太太中间最阔气的那位住在城郊一栋宏伟的维多利亚式大宅里，我们就在她家宽敞的会客厅里碰头。在一屋子女人中，我是唯一一个小孩，却一下子感觉如鱼得水。我们会一起用某个会员带来的图样和面料缝制同一床被子，缝完一床就换一床，每床被子大约要缝四个月。据我所知，正是这群太太缝出了我那间粉色卧室床上名叫“爱尔兰花冠”的被子——黑色的背景上，四朵带绿茎的紫色鸢尾在中心交会。“有朝一日，我们也会为你做一床被子，多萝西。”尼尔森太太告诉我。她开始把店里布摊的边角料存起来，把每片碎布都放进一个写着我名字的扁皮箱。吃晚餐时，我们会谈起它：“一位女士买了十码半漂亮的蓝色印花布，我把剩下的半码给你存起来了。”她说。而我已经挑好了图样：双婚戒花色，也就是一串相扣的环形，是用一小块一小块方形布料拼起来的。

    每个月，尼尔森太太和我都会在某星期日下午擦擦银器。她会从餐室橱柜一个长长的抽屉里取出一个沉重的红木盒子，里面装着她母亲送给她的结婚礼物——一套餐具。尼尔森太太告诉我，这也是她继承的唯一一件遗物。她一件接一件取出餐具，在桌上的抹布上摆成一排。我则从客厅的壁炉架上取来两只小银碗和四支烛台，从餐具柜里取来一个大浅盘，再从她的卧室里取来一个盒子，盒子上用细长的手写体写着尼尔森太太的芳名“维奥拉”。我们还会用上一罐沉甸甸、泥巴色的膏剂、几把又小又硬的刷子、清水和一大堆抹布。

    一次，我正在擦拭一只花饰华丽的勺子，尼尔森太太指着自己的锁骨说：“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把它擦亮。”说话时，她并没有正视我。

    我轻抚着脖子上的项链，一路摸到了那个克拉达十字架。我伸出双手到颈后，解开搭扣。

    “用刷子吧，动作轻些。”她说。

    “这是祖母给我的。”我告诉她。

    她望着我，笑了。“还要用温水。”她说。

    我用刷子一路刷过，暗沉沉、灰扑扑的项链登时变得熠熠生辉，一度晦暗失色的克拉达十字架也再次活灵活现起来。

    “瞧，”当我洗净、擦干项链又重新戴上时，尼尔森太太说，“好看多了。”尽管她一个字也没有问，我心里却清楚，她正在示意，她明白这条项链对我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我搬到尼尔森家以后，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吃晚餐时，尼尔森先生说：“多萝西，尼尔森太太和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我以为尼尔森先生会提起他们正在筹备的拉什莫尔山之行，但他望望自己的妻子，而她对我微微一笑。我回过了神，尼尔森夫妇要谈的是别的事情，更重大的事。

    “在你刚来明尼苏达州的时候，有人给你取名叫多萝西。”她说，“你是格外中意这个名字吗？”

    “不怎么中意。”我不太摸得清楚状况。

    “你知道我家的薇薇安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吧？”尼尔森先生说。

    我点点头。

    “嗯。”尼尔森先生的双手平放在桌上，“如果你能沿用‘薇薇安’这个名字的话，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把你当成自己的女儿，从法律上讲暂时还不算是，但我们心里已经开始把你当女儿看待了，我们也希望你开始把我们当父母看待。”

    他们眼巴巴地望着我，一时间我茫然无措。我对尼尔森夫妇的感情——感激也好、尊重也好、欣赏也好，却跟亲子之爱并不相同，应该说是不尽相同。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我却也不知道自己能否说清。我很高兴能跟这样一对夫妇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我也已经开始了解他们安静、谦虚的做派，我感谢他们收留我。但我每天都会意识到，自己与他们是多么南辕北辙。他们非我族类，也绝不会是。

    对于沿用他们女儿的名字，我也说不清楚自己的感受，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担得起这副担子。

    “不要逼她，汉克。”尼尔森太太扭头面对着我，说道，“不要急，决定了再告诉我们。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们家都会有你的位置。”

    几天后，在商店罐头食品区的货架旁，我听见一个男人的嗓音。我认得出那个人的声音，却又一时想不起来。我把余下的玉米和豌豆罐头放到面前的货架上，拿起空纸箱，慢慢站起身，暗自希望能偷偷瞧瞧对方是谁。

    “我可以干计件工，来跟你换东西，如果你乐意的话。”我听到一个站在柜台后面的男人对尼尔森先生说。

    每天都有人来到店里，嘴里说着一堆不付款的理由，要么要求赊账，要么提议用东西换货。看上去，尼尔森先生每天傍晚都会带些从顾客那里得来的东西回家：一打鸡蛋啦，叫“lefse”的挪威软饼啦，一条长长的针织围巾啦。尼尔森太太会翻个白眼，说句“哎呀”，但并没有怨气。我觉得她很为尼尔森先生自豪：他不仅如此善良，而且有法子如此善良。

    “多萝西？”

    我转过身，略微吃了一惊：那是伯恩先生。他的褐色头发又乱又长，双眼布满了血丝，我说不清他是否一直在酗酒。他到这里来做什么？到一个离他自己家三十英里的杂货店做什么？

    “嗯，真是没想到。”他说，“你在这里工作？”

    我点点头：“这里的店主……尼尔森夫妇……收留了我。”

    尽管二月里寒气逼人，伯恩先生的太阳穴却滴下了一溜汗珠。他用手背擦了擦：“那你待得开心吗？”

    “是的，先生。”我不明白他的举动为什么这么怪，“伯恩太太怎么样？”我设法换个话头客套几句。

    他眨了几下眼睛：“看来你还没有听说。”

    “对不起，什么意思？”

    他摇摇头，嘴里说：“她不是个坚强的女人，多萝西。受不了屈辱，受不了求别人施恩。但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哪天不在琢磨啊。”他的脸扭曲了，“范妮走了以后，那……”

    “范妮走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大吃一惊，但我确实很惊讶。

    “是在你走后没几个星期的事。有天早上她来了，说她那个住在帕克拉皮兹的女儿想让她跟他们一起住，范妮决心离开。剩下的人都走光了，知道吧，我觉得洛伊丝只是受不了……”他用手在脸上摸了一把，仿佛想把五官通通抹去，“还记得去年春天那阵诡异的暴风雨吗？四月下旬那次。嗯，洛伊丝抬脚走进了风暴里，一步步直往前走。有人发现她冻死在离我家大约四英里的地方。”

    我想同情伯恩先生，我想有所触动。但我没有。“我很遗憾。”我告诉他。我猜自己确实很遗憾，为他，为他那一团糟的生活。但对伯恩太太，我实在找不出一丝悲伤。我想起她冰冷的眼神，时时紧锁的眉头，想起她只把我当作可以使唤的人手，除了穿针引线的十指别无他用。我并不为她离开人世开心，但我也并不遗憾。

    当天吃晚餐时，我告诉尼尔森夫妇，我会沿用他们女儿的名字。就在那一刻，昔日画上了句号，我的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尽管我难以相信自己还会一路吉星高照，但对抛在脑后的昔日，我却没有任何怀念。因此几年后，当尼尔森夫妇告诉我他们想收养我时，我欣然答应下来。我会当好他们的女儿，尽管我永远无法逼着自己开口称呼他们“爸爸”“妈妈”，我们之间感觉太拘礼了些，没法用这种称呼。即便如此，显而易见的是，从现在开始，我是尼尔森家里人了，他们会管我，照顾我。

    随着时光流逝，我真正的家庭变得越来越难以记起。我没有昔日留下的旧照、信件甚至书籍，只有祖母留下的爱尔兰十字架。尽管那条克拉达项链很少离身，但随着我日渐长大，我却逃不开一个念头：血亲只给我留下了一件东西，而留下它的那个女人将自己的独生子及其家人赶上了茫茫大海，赶上了一叶孤舟，尽管她明知道，也许今后再也见不到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