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5—1939年

珠宝饰品、全棉平绒手套、塑料手镯、五颜六色的印花丝巾。学校里有几个女生经常吸引我的关注，她们比我高一两个年级，家境优越的父母会带她们去双城34买衣服。我留心着她们爱吃什么，爱穿什么，爱听什么样的音乐，爱什么样的汽车，追什么样的电影明星。我把这些点点滴滴搬回店里，好似喜鹊搜罗碎片和树枝。如果其中有个女生换上了新颜色或新款的皮带，或者把一顶平顶圆帽歪着戴，那到当天下午，我就会查遍店里供应商的产品目录，找到类似的设计。我从目录里挑出跟这些女生相像的模特，一个个有着两弯纤纤细眉、玫瑰般的娇唇和柔软起伏的秀发，再给她们装扮最新的款式和颜色。我挑出那些女生喜爱的香水，比如伊丽莎白·雅顿的“青青芳草”。商店会把这些款跟那些最受欢迎的流行款一样屯上一批货，比如Jean Patou（香水品牌）的“喜悦”和娇兰的“午夜飞行”香水。

    随着业务增长，我们把货架凑近了些，在过道尽头竖起了专门的展架，上面摆满乳液。隔壁名叫里奇氏的珠宝店关门歇业时，我说服尼尔森先生改装并扩建了我们的商铺。库存不再放在店后，转而放进了地下室，店面也被分成了不同部门。

    我们的商店一直坚持低价，加上每星期打折和发放纸质优惠券，价格就更低廉了。商店设立了分期付款机制，好让人们分期购买昂贵商品，还设置了冷饮柜台，好让大家有个久待的地方。没过多久，商店的生意便蒸蒸日上。在一片萧条之中，我们商店的生意似乎是唯一一宗欣欣向荣的生意。

    “你的眼睛是你身上最漂亮的地方，你知道吧？”念中学最后一年的时候，汤姆·普莱斯在数学课上告诉我，同时俯身越过我的课桌端详我的双眸，轮番凝望我两只眼睛，“有点棕，有点绿，还有点泛金色。我还从来没有在一双眼睛里见过这么多颜色。”他的目光害得我很不自在，但当天下午回家以后，我却凑近浴室的镜子，盯着自己的眼睛打量了好一会儿。

    我的头发再也不是当初的黄铜色了。多年来，它变成了深赤褐色，恰似落叶的颜色。我剪了个时髦的发型（至少在我们镇上算时髦），正好齐到肩膀。等到开始使用化妆品，我还发现了一件事：迄今为止，我一直将自己的往昔看作一串毫无联系的转变，从爱尔兰的妮芙到美国的多萝西，再到转世的薇薇安。一重重身份被投射到我身上，刚开始颇不合体，就像一双你必须先硬塞进去的鞋，稍后才会合脚。但有了红色唇膏，我却可以打造出一副崭新的面具（也是暂时的面具）。下一次要变成谁，现在由我说了算了。

    我跟汤姆一起参加了返校节舞会。他带着一串腕花来到我家门口——一朵饱满的白色康乃馨加两朵娇小的玫瑰。我的礼服裙则出自自己之手，是用粉色雪纺按金吉·罗杰斯在《欢乐时光》里穿的一条裙子缝制而成的，尼尔森太太还把她的珍珠项链和配套耳环借给了我。汤姆一直显得和蔼温厚，直到他从他爸爸那件有点嫌大的西装外套里摸出了一瓶威士忌，结果喝得酩酊大醉。他跟另一个毕业班学生在舞池里扭打起来，害得他自己和我都被赶出了舞会。

    到了星期一，十二年级的英语老师弗莱太太在课后把我叫到了一旁。“你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浑小子身上？”她责怪道。弗莱太太敦促我申请州外的大学，比如她的母校——马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学院。“你的人生将会更加广阔。”她说，“薇薇安啊，你不希望如此吗？”虽然她的好意让我受宠若惊，我心里却清楚自己永远也不会走那么远。我不能离开养父母，他们已经非常依赖我了。再说，尽管身边是汤姆·普莱斯这种浑小子，对我来说，人生却已足够广阔了。

    高中一毕业，我就开始管理商店。我发觉自己不仅适合这份工作，而且还挺中意（我在圣奥拉夫学院念会计和工商管理课程，但课程都安排在晚上）。我雇用人手（现在总共有九个人了），还负责很大一部分订货。晚上我则与尼尔森先生一起复核账目。我们共同管理员工、安抚顾客、扶植供应商。我一直设法谋求最优惠的价格、最吸引人的商品、最新鲜的货色。尼尔森公司是全县首家出售直立式电动吸尘器、搅拌机、冻干咖啡的商店。我们从未这么忙碌。

    跟我同一个毕业班的姑娘们会到店里来，挥舞着一颗颗钻石，仿佛炫耀的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军团勋章，仿佛她们已经达成了一项重大使命——我猜吧，她们也确实这么想。但在我眼中，那条路却只通向为某个男人洗衣服，做家事。我完全不想跟嫁人扯上半点关系，尼尔森太太也颇为赞同。“你还年轻，用不着着急。”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