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就叫贝贝住在他们家。我明天一早去接他上学。”
“怎么,我们要在外面过夜?”温尼被这些人弄迷糊了。
“今天是‘愚人节’。亲爱的。”阿东握着温尼的手,认真地说,“发生任何事都在情理之中,明白吗?”
温尼就这样跟着阿东他们,开着车,直奔一家四星级宾馆。那里面已经另有好几对男女在一个豪华包厢里等待了。
“性派对”在二零零年 “愚人节”夜晚闪亮登场,不知道真的要疯狂还是有意喝醉的,那天晚上,温尼喝了很多酒,浑身无力,早早地进了房间。第一个与温尼派对成功的竟是表妹桂妞的男人周山岭!
那晚,温尼完全模糊了感觉,她将周山岭当作了阿东,在似醉非醉的境界中飘飘欲仙,亦真亦幻。
温尼叫喊的声音让周山岭充分理会了“温柔的女人比凶猛的老虎要强大得多”这句名言的深刻含义。
第二天一早,周山岭望着刚从浴室里走出来的美丽温尼,自我解嘲地说:“昨天是‘愚人节’,我们先自己愚弄一回吧。”
“从‘淑女’到‘荡妇’,我怎么‘堕落’得这么快?”温尼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周山岭说。
“‘淑女’有什么好?‘荡妇’有什么不好?”周山岭拉着温尼走到穿衣镜前,指着镜子中的一张俏脸,说,“我告诉你,温尼。时代变了——‘堕落’就是‘现代派’!”
屈乡楠文件夹
谈起第一次参加这种“性派对”游戏,温尼至今还显出一副“欲说还休”的样子。
“以前,我渴望爱情,也质疑爱情。从‘阳萎货’胡乃一到‘木乃伊’的前夫,他们都是杀死我心灵里爱情的刽子手。”温尼幽幽地说,“可是,从二零零零年‘愚人节’以后,我觉得自己也成了别人的‘爱情杀手’了。”
温尼的自责反映出她心灵深处还残存着“淑女”的根蒂,她“革命”得并不彻底。
在新西兰的日子里,有一天晚上,我与温尼派对成功。我们并没有不顾一切地直奔主题。她说,她很怕与诗人作家打交道。我问为什么,她就给我讲述了她与胡乃一的故事。
温尼讲得轻声细语,不急不徐,使我对她的肉体激情也随着胡乃一的“阳萎”而大打折扣。
在那样一个浪漫,我们居然谈起了文学。
温尼说她已经好久没摸文学书籍了。在谈话过程中,她反复提到阿东,说是阿东将她从一朵将要枯死的花救活了,她深深地爱她,深深地感激他。
一夜温柔后,温尼早早地起来了。
当我在洗脸间对着镜子刮胡子时,温尼竟然将卢梭在《忏悔录》第六章中写的“幸福”,用抑扬顿挫的语调,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了——
“黎明即起,我感到幸福;散散步,我感到幸福;看见妈妈,我感到幸福;离开她一会儿,我也感到幸福;我在树林和小丘游荡,我在山谷中徘徊,我读书,我闲暇无事,我在园子里干活儿,我采摘水果,我帮助料理家务——不论到什么地方,幸福步步跟着我;这种幸福并不是存在于任何可以明确指出的事物中,而完全是在我的身上,片刻也不能离开我。”
温尼的背诵深深地感染了我:多么的情感啊。这种无处不在的莫名的幸福,比起缘由具体可陈的那些“粉饰幸福”,如竞选中的高票之于政客,利润表上升的箭头之于企业家,三围尺码的可爱数字之于小姐,美味佳肴的香味之于饿汉,都有着质的不同。卢梭的幸福,无缘无故,激荡于胸腹之间,却又无从捉摸,真真算得上是人间至为高尚至为美丽的享受。
反讽的是,温尼竟是在“性派对”的早晨,在天涯海角的地方,背诵出这样的美丽文字,真让人感慨万千啊。
我没有去问温尼在这种场合是否有了卢梭所描绘的那种“幸福”。我倒是突然想起布克哈克在《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中特地讲到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彼特拉克的故事。
这位有着中国“魏晋风度”式的彼特拉克,在给朋友的书信中不无自得地写道:“现在唯愿你能知道,我是多么快乐地在山林间,在河流泉水间,在书籍和最伟大人物的才华间,孤独自由地呼吸着。我又怎样和大使徒一样地委身于目前的所在,设法忘却过去,闭眼不看当前。”
我真想将这一段背诵给温尼听,作为对她给予我“幸福”的回馈。
然而,温尼拉开了窗户,太阳出来老高了。阿东在外面朝她挥手呢。
“早上好。亲爱的!”
温尼打开门,像快乐的燕子一样飞到了阿东的怀里……